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之人皆严于律己，戒除恶习。这种自省自察的品行使其得益，终成大业。
曾国藩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所以戒骄戒傲才能家兴、人兴、事业兴。曾国藩宦海沉浮几十年，由一介儒生逐渐转变为深谙处世之道的官场中人，他的几次转变都能称得上是飞跃，这与他不断思考、不断分析、总结自己过错得失有很大关系。
人必自毁，方能他毁；人必自强，才能真强。与人交往中有许多禁忌，一旦触犯，会招致意想不到的恶果。为了发现缺点而不自欺，曾国藩提出四个禁忌来警醒自己，后人皆可以此为鉴。
自视清高，自命不凡，自以为是，这其中无一褒义。这种心态下的人常常夸夸其谈却又谈不得法。
有一次，曾国藩拜访好友陈岱云，与其谈论诗歌。曾国藩滔滔不绝，反反复复，沾沾自喜，兴致极高。可是回家后，他为自己天天沉溺于诗文而深感后悔，他觉得这样不仅耽误了自己也耽误了朋友。
如果一个人总是夸夸其谈，就是骄傲、自大的表现，长久如此，不仅遭人厌恶，还会惹祸上身。真正有才学的人，不必卖弄不必张扬，而应该从戒惧、慎独上切实下功夫，反省自己，完善自己的言行。
古代《诗经》中有一句话：“匪言勿言，匪由勿语。”旨在告诫人们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轻言妄语。现代也有“言多必失”的说法，说得太多就容易废话连篇，惹人讨厌。曾国藩对此深有感悟，多次向人提到要克服“多言”的毛病，他认为谨言慎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关键要自省、自知。言语伤人是不可取的，言语少而精且有用才是最重要的。
自大之人心中常有得意自满之气，喜好为人师，总以教导者自居。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可见自大之不可取之处。良师益友教学相长，但若处处以教导者自居，时时不忘警戒训导他人，是极易惹人反感的。
曾国藩对于晚辈，只有教训，没有商讨；对兄弟，商讨的少，教训的多；对同僚，商讨多，但教训也多。长此以往，受其教训之人甚多，再加上本来性情就耿直，祖父又教他男儿不可懦弱无刚，于是他养成了一股倔强之气，总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指导教训他人的习惯性言行。
可贵之处在于，他一直在检讨、反省自己的这个毛病。
1860年8月，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恭读朱批（皇上御笔），而戒余之师心（好为人师的思想）自用。念昔己亥年（1839）进京，临别求祖父教训，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师心戒我。当刻图章一方，记此二端。
曾国藩最大的优点在于善思能悟，当他得到皇上的如此御批，回想起曾经多次冒犯他人，曾国藩意识到了好为人师的严重性。他清醒地认识到了必须要改变自大的心理，少教训别人多提醒自己。
在背后议论他人是很猥琐的行为。对他人的言行妄加猜测与评论就是对自己教养的批判，也是招惹是非的祸端。曾国藩说：“凡事后悔己之隙，与事后而议人之隙，皆阅历浅耳。”由此可知，只有思想不成熟，阅历浅，尚不经人事之人，才会做出非议他人之事。成熟老练的人都明白：不当的言论会引发阴谋诡计，导致针锋相对，稍有不慎，就会掀起轩然大波。
曾国藩也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在给弟弟的家书中，他这样写道：“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贤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门一步。无论外间何事，一概不可与闻。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
曾国藩在信中反复告诫弟弟：千万不要过问外边的事情，以免惹来是非。可见，不议论他人的是与非，才能换得自己的清与逸。
贪，是一个无底深渊。有贪欲者，得一而想三，无休无止。曾国藩说，若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人，首先不可贪财。人一旦有贪念，就会不知不觉坠入卑污一流，终有一天会被人看不起。
曾国藩还认为，如果一个人早享盛名，就会停止进取心，以后就会很难超越自我。少年得志固然值得庆幸，但是成名太早，因为根基浅、器量小，就容易沾沾自喜，视天下事过易，就会掉以轻心，临以狂傲，结果一不小心就可能会掉入矛盾复杂的境地。于应得之时得应得之势是他的主张。
贪是正常欲望之外的错误意识，是应该及早摒除的东西。贪由心中生亦可由心灭。不贪图财势，无欲无求者反而有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