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认为：“遵道而行”，要有“择善而故执之”的主观精神——诚。曾国藩以“诚”为本，认为“诚”就是天道。掌握做人学问，诚是最基本的原则和思想。所以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曾国藩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交战，作为将帅，他威震三军，权倾天下，但他待部下却处处不忘一个“诚”字，并且向手下人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内心之诚乃“血诫”。他还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亦避”，“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
曾国藩自身坚持“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的下属。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发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
“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这是曾国藩对文武之臣对“诚”的不同表现的分析。
曾国藩也将“血诚”这一精神贯穿了整个人生。我们来看一个故事：
咸丰二年（1852 年），曾国藩的母亲去世了，曾国藩请假回到老家荷叶塘服丧。一天，他在一家饭店写对联，被一名叫韦永富的太平军看见了，太平军要曾国藩帮忙抄几份告示并说：“我们太平军尊重读书人，你归顺我们，包你有吃有穿，仗也不要你打，日后我们天王坐了江山，给你一个大官当。”
曾国藩先是有点紧张，但马上镇定下来思考对策，这告示是绝对不能抄的，否则曾国藩就是不“诚”的人了。那人见曾国藩犹豫，就说不跟我们走算了，帮我们抄完告示就放行。按常理说曾国藩为了顾全自身可以答应，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在他看来，替太平军抄告示岂不是在为反贼做事？
韦永富把曾国藩带到一个村庄，将他安置在一间屋子里。一会儿，太平军端来了饭菜，说：“先生，吃饱了，然后抄三份告示。”说罢将写着告示内容的纸展开放在曾国藩的面前，曾国藩一看，见是《奉天讨胡檄》。曾国藩看完后，气愤地拍桌子骂道：“胡说八道！天诛地灭的贼长毛！”他把告示推向一边，做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架势。
我们尚且不管太平军是否顺历史而为，仅看曾国藩内心对清政府的诚意却是真实的，这也与他做人的基本原则相符合。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异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破不详。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之纷者以静。”
事实证明，曾国藩做到了言行一致，他装病不写告示，恪守“血诚”。太平军的将领罗大纲听说军中来了一个读书人，便连夜跑来看望，希望他归顺太平军。可曾国藩却以敌意的目光看着罗大纲，不为所动。罗大纲是位爱惜人才的将领，他没有计较曾国藩的态度在曾国藩身旁坐下，以尊重的口气说：“老先生路上辛苦了，兄弟们少礼，你受委屈了。看样子你是个饱学之士，我们太平军中正缺你这样的人，你留下来吧，我向天王举荐，你就做我们的刘伯温、姚广孝吧！”
曾国藩回答道：“刘伯温辅助朱元璋打江山，姚广孝却是朱棣篡夺侄儿位子的帮凶，这两个人怎能并称？”
罗大纲哈哈大笑，他说：“先生，你也太认真了。刘伯温、姚广孝都是有学问、有计谋的好军师，如何不能并称？至于是侄儿做皇帝还是叔叔做皇帝，那是他们朱家自己的事，别人何必去管！方孝孺不值得效法。我看成祖也是个雄才大略的英明之主，建都北京便是极有远见的决策。老先生若是对此感兴趣，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商榷。”
曾国藩没有料到太平军中也有人才，谈起历史人物是颇有见地。罗大纲临走时希望曾国藩抄几份告示，因为第二天要用。曾国藩说自己病了，头昏脑胀，无法胜任。罗大纲上前摸了摸曾国藩的额头，果然滚烫，便不再为难他，叮嘱手下人去找医生来给先生看病。
谁知与罗大纲一起来的一个湘乡籍士兵认出了老先生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罗大纲。罗大纲惊讶不已，他冲到曾国藩面前吼道：“你原来是个大清妖头，险些被你骗了！你不在北京做咸丰的狗官，为何跑到这里来了？”
面对怒气冲冲的罗大纲，曾国藩只要向反贼乞求饶命，不仅性命可保，还会捞个官当当，但那就不是曾国藩的为人风格了，宁做方孝孺，不做姚广孝，大不了一死罢了。儒家讲中庸，但并不提倡明哲保身，“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儒家一直把“诚”视作中庸德性观的轴心，它是联结天人，使之合一的规范，是人的道德思索与行为规范的凭借；“诚”是贯通天地人的普通规范，它能够将三者有效连接，从而使人的生存处于一种相互和谐的格局之中；“诚”既允诺了在具体的、不完满的伦理实践中，达到全体的、完满的道德理想的可能性，从而开启了“血诚”作为实践导向的大门。
曾国藩对这些道理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使他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他任凭罗大纲威逼利诱，就是坚守对清政府的“赤诚之心”，让罗大纲无计可施，后来，曾国藩在义士康福的帮助下逃出了太平军大营。假使曾国藩没有逃脱太平军的魔掌，我们也可以猜到，他定会心怀“血诚”而慷慨就义的，因为忠诚之心已经作为他的人生准则而不可动摇。
在曾国藩看来，“诚”可表现天地之真，充实天地之美，完成天地之善。“诚”为人性中第一美德，为英雄豪杰、伟大人物立德、立言第一要素，有了真诚才能体现人的文明与高尚。
要让自己的话使别人相信，就得把握一个“诚”字，这是人能够立下大业、成就大业的根基。曾国藩把“诚”字作为自己立身的根本，他一向以“诚”字来训导自己的下属，要他们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做起，说实话，做实事，以诚相见。他还专门举了北魏高允的故事，用来说明“诚”字的重要，并感叹：“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