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服众，就需要不断完善自己，只有使自己不断趋于完善才能树立威信，才有资格对别人加以指导。最好的推出自己的方法就是成为众人的榜样。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办事总能达到让人满意的效果，因为他们对自己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为人处事讲究原则，高标准、高要求获得高效率。但能做到对人的过错不计较、不苛责的领导者并不多见，曾国藩却是这方面的典范。
有一个故事生动地表现了曾国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官员作出示范，使大家深受教育。秦淮河是古都南京名胜，也是游船画舫的聚集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洗劫，日渐萧条凄凉。战争结束后，秦淮河畔出现了昔日的画舫，恢复了繁荣景象。
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对这种情形极为不满，便通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把此事的处理结果禀报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对涂廉访说：“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星辰。我多年前曾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后感到很不好意思。
没过多久，曾国藩约来各位官员共游秦淮河，并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想游弋而不敢游弋，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弋而不禁别人游弋。”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政事不能凭一己之好恶，一定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以身作则，不只凭个人喜好处理事情，对秦淮河灯船所抱的开放态度，对幕府中的官员启发很大，最受教育的还是太守涂廉访。他撤销了原来的禁令，并采取积极措施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恢复了六朝旧迹，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异彩。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举措，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各地商贩云集秦淮河畔，富商大贾携眷游玩，呈现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任人唯贤并听取贤者的意见和建议，是为官之人的基本素质。但曾国藩自认为有权之人是很难做到的，但他还是尽力而为，在选用人才上尽量做到宽容有度，贤者优先。
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员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息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此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对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凡是那些在官场上奔波的人，仕途大都坎坷不平，身败名裂的也为数不少，有些人因为无形中卷入党派之争、官场是非，稀里糊涂地就被罢官免职了。曾国藩总结出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字：昏、傲、贪、诈。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这四败：“昏惰任侠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认为居官就必须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职，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只有知人善任才可构成一支结构合理、战斗力强的队伍。在军中他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正如某人后来的表现，验证了他的预言。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问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
曾国藩做事讲究原则，对部下要求也很严厉，但不管是多急多大的事情，他都能冷静、客观地对待，不义气用事。他认为陈国瑞率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把部将刘铭传军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性情暴虐，向来看不惯湘军，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很是嫉妒，于是产生了抢夺的念头。但他采用的方式过于激进，又杀人又抢夺激怒了刘铭传，刘铭传把陈国瑞的士兵全部打死并将他软禁。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有耳闻，火并事件发生后，他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十分不满，但在向皇帝的呈禀中，他仍客观地讲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使陈国瑞只是受到了适宜的制裁。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服从曾国藩的调遣。
曾国藩不仅对部下要求严格，而且能够做到身先士卒、严于律己，他提倡节俭就由自身做起。一般认为，做官的人都很贪图安逸，而曾国藩则是一个例外。曾国藩的日常生活及其简朴，对家人也同样这样要求。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谆谆告诫儿子，要求儿媳妇亲自下厨做饭，并学习织麻纺纱之事。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官至一品总督，家庭生活却与普通家庭并无两样。曾国藩在过三十岁生日时，添置了一件青缎马褂，但平日并不穿在身上，只有遇到庆典或者过年时才穿一次，所以，虽然那件衣服伴随了曾国藩几十年，拿出来仍然如同新衣。
曾国藩做京官十多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对于衙门里的各种事务，现在都已经很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级的关系，我处理得很好。既然我现在在礼部衙门，就应当为国家做好分内的事。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只有为国家尽心尽力地服务，才是我最大的心愿。”虽然只是普通的家书，但是却反映了他严于律己的作风。
身为一家之长、一国重臣，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忠于职守；对部下，他赏罚严明，管教有方；对子女，他言传身教，管理有道，曾国藩为人处世始终有自己的原则。既是名人就必有非议，功过是非必有定论。作为后世的人，要学会借鉴前人，取长补短，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论语·子路》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曾国藩严于律己，凡事都以身作则，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忠于职守；对部下，他赏罚严明，管教有方；对子女，他言传身教，管理有道。总之，曾国藩为人处世始终有自己的原则，为下属、子女以及后人都做出了良好的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