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献（因葱岭栈道绝折回）、康法朗同行之四人（过流沙后折回）、智猛同行之九人（临度葱岭时折回）、义净同行之数十人（临登海舶时折回）、太津同行多人（临登海舶时折回）。
（四）已到印度，随即折回者二人。
慧命（以不堪艰苦折回）、善行（以病折回）。
（五）未到印度，而死于道路者三十一人。
于法兰（死于象林）、慧景（死于人雪山）、道嵩（死于波沦）、法勇同行者十二人（死于雪山）、又八人（死于罽岭西）、智岸（成都人死于朗迦）、智岸（高昌人死于海舶）、彼岸（同上）、昙闰（死于渤盆）、常慜及其弟子一人（死于诃陵）、法振、乘朗（死于诃陵）。
（六）留学中病死者六人
师鞭（年三十五）、会宁（年三十四五）、窥冲（年三十许）、信胄（年三十五）、法振、乘悟（卒年无考）。
（七）学成归国而死于道路者五人。
道生、师子惠、玄会（俱经尼波罗被毒死）、僧隆（行至健陀罗病死）、义辉（行至朗迦戍病死）。
（八）归国后为第二次出游者六人。
（甲）再出游而死于道路者一人：道普（在青岛舶破而死）。
（乙）再出游而欲归不得者一人：玄照。
（丙）再出游遂留外不归者一人：智严。
（丁）再出游而曾否再归无可考者三人：智羽、智远、运期。
（九）留言不归者七人（？）
朱士行、（留于阗）、道整、道希、慧业、玄恪、智行、大乘灯（并留印度）。
（十）归留生死无考者多人，其数难确指。
法净、僧绍、僧猛、昙朗、王伏、子统、法力、云启、道方、明远、义朗、义玄、解脱天、慧炎、慧轮、道琳、昙光、僧哲、玄游、灵运、无行、乘如、贞固、孟怀业、道宏，又与宝暹同行者二人、与不空同行者二十七人、《求法传》中佚名者十人、义净所称五百年前之唐僧二十许人，合计踪迹不明者八十余人。
右（上）统计表所当注意者：其学成平安归国之人确凿可考者，约占全体四分之一；死于道路者亦四分之一；中途折回者似甚多；而留外不归之人确凿可考者数乃颇少也。
又其留学期间之久暂可考见者，列表如下（以久暂为次）：
悟空四十年
智猛三十七年
义净二十五年
惠生、宋云等十九年
慧日十九年
玄奘十七年
大乘灯十二年以上
玄照第一次十一年第二次不归
智严第一次十年第二次不归
慧轮十年以上
大津十年
不空九年
智弘八年
宝暹等七年
又此种留学运动，以一人孤征者为最多。若玄奘之独往独来，最足为此精神之代表矣。然属于团体运动者亦不少，如法显等十人团，可为最初之探险队，成绩亦最优（智严、宝云皆团员之一）。次则智猛等十人团，不空等二十八人团，皆极济济矣。然法显、智猛，皆结队往而一人独归，抑亦等于孤征矣。至于继业等之三百人，则以官费派遣，在此项史料中，殊不甚足为轻重也。
留学运动之总成绩，盖不可以数算。前之法护、后之玄奘，其在译界功烈之伟大，尽人共知，不复喋述。至如《般若》之肇立，则自行士行之得《放光》也；《华严》之传播，则自支法领求得其原本，而智严、宝云挟译师觉贤以归也；《涅盘》之完成，则赖智猛；《阿含》之具足及诸派戒律之确立，则赖法显；《婆沙》之宣传，则赖道泰；净土之盛弘，则赖慧日；戒经之大备，则赖义净；密宗之创布，则自不空。此皆其最荦荦可记者也。
留学运动之副产物甚丰，甚尤显著者则地理学也。今列举诸人之游记，考其存佚如下：
（一）法显《历游天竺记传》一卷，今存。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佛国记》一卷，《法显传》二卷，《法显行传》一卷。盖一书异名，史官不察，复录耳。书现存藏中，通称《法显传》或《佛国记》。《津逮秘书》、《秘册汇涵》皆收录。近人丁谦有注颇详。
法人以（AbelR’emusat）以一八三六年译成法文，在巴黎刊行，题为：FoeKouekiourelationsdesroyaumesbouddhiques.英人（SamueBeal）续译成英文，在伦敦刊行，题为：TravelsofFahHianandSung-yun.BuddhistPilgrimsfromChinatoIndia.德文亦有译本。
（二）宝云《游履外国传》。《梁高僧传》本传著录。今佚。隋、唐志皆未著录。
（三）昙景《外国传》五卷。今佚。《隋书-经籍志》著录。
（四）智猛《游行外国传》一卷。今佚。
《隋书-经籍志》著录，《唐书-艺文志》著名录。僧佑《出三藏集记》引其一段。
（五）法勇（即昙无竭）《历国传记》。今佚。隋、唐志皆未著录。
（六）道普《游履异域传》。见《梁高僧传》《昙无谶传》。今佚。隋、唐志皆未著录。
（七）法盛《历国传》二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唐书-艺文志》著当。今佚。
（八）道药《道药传》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洛阳伽蓝记》节引。
（九）惠生《慧生行传》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洛阳伽蓝记》节引。
（十）宋云《家记》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洛阳伽蓝记》节引。
《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是否《家记》异名，今无考。
（十一）玄奘《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今存。
《唐书-艺文志》著录。现存藏中。近人丁谦著有考证。
法人（StanislasJulien）有法文译本，一八五七年刊行，题为：MemoiressurlesContreesoccidentales.英人（SamuelBeal）有英文译本，题为：Si-yuki：BuddhistRecordsoftheWesternWorld。
（附）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彦悰笺。今存。
慧立为玄奘弟子，记其师西游事迹。法人（Julien）以一八五三年译成法文，题为：HistoiredelaViedeHiouenThsangetSesVoyagesdansI’Indeentreles，an，nees629etde642denotreere.
（十二）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今存。
《唐书-艺文志》著录。日本高楠顺次郎有英文译本，一八九六年在牛津大学刊行，题为：RecordoftheBuddhistReligion.
（附）义净《大唐西行求法高僧传》二卷。今存。
此书为求法高僧五十余人之小传，其名具见前表。书中关于印度地理掌故尚多。法人（Ed，Chavannes）以一八九四年译成法文，题为：Memoirsurlesreligieuxeminentsquiallerentchercherlaloidansles-Paysd’occident。
（十三）无行，《中天附书》。今佚。
《唐志》未著录。《求法高僧传》言有此收。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著录，题为《荆川沙门无行从中天附书于唐国诸大德》。
（十四）惠超《往五天竺国传》三卷。久佚，今复出。
《唐志》未著录。《一切经音义》卷一百著录。近十年来从敦煌石室得写本残卷，收入罗氏《云窗丛刻》。
（十五）继业《西域行程》。今佚。范成大《吴船录》节引。
以上十五种，皆前表中诸留学生之遗也。其原书首尾具存者，惟法显、玄奘、义净三家。然全世界古代东方文化之人，已视若鸿宝。倘诸家书而悉存者，当更能赍吾侪以无穷之理趣也。其他留学界以外之人关于地理之著述尚多，实则皆受当时学界间接之影响也。举其可考者如下：
（二）程士章《西域道里记》三卷（《隋书-唐志皆未籍志》著录，《玉海》卷十六著录。今佚）。
（三）彦琮《大隋西国传》十卷（隋唐志皆未著录。《唐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列举其目如下：一《本传》、二《方物》、三《时候》、四《居处》、五《国政》、六《学教》、七《礼仪》、八《饮食》、九《服章》、十《宝货》。此书盖彦琮述所闻于笈多者，实一种有组织之著述也。）
著录。今佚。
（五）《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隋书-经籍志》卷十六著录。今佚）。
（六）裴矩《隋西域图》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玉海》卷十六著录。今佚）。
（七）王玄策《中天竺行记》十卷（《唐书-艺文志》著录，《玉海》卷十六、《法苑珠林》卷百著录。今佚。其佚散见《珠林》各卷所引。所引玄策为贞观未年遣聘印度之使臣，在罽宾尝为政治活动，与当时留学界关系亦多）。
（八）韦弘机《西域记》（《唐志》未著录，《玉海》卷十六著录。今佚）。
（九）《唐西域图志》四十卷（显庆三年，许敬宗等奉敕撰《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
（十）《西域志》六十卷（唐麟德三年，百官奉敕撰。《唐书-艺文志》著录。《法苑珠林》卷百。原误作“卷百十九”，今改正。今佚）。
此外，西方之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经此辈留学生之的输入中国者，尚不知凡几，皆宗教之副产物也。其详当于别篇叙之，今且从省。要之此四五百年之留学运动，实使我中国文明物质上精神上皆生莫大之变化，可断言也。
最后更当研究中印间交能状况。今依前表，其路线可考如下。
第一，海路。
（甲）由广州放洋。义净、不空等出归皆尊此路。唐代诸僧，什九皆同。昙无竭归时遵此路。
（乙）由安南放洋。明远出时遵此路。觉贤来时遵此路。
（丙）由青岛放洋。法显归时遵此路。道普第二次出时遵此路。
凡泛海者皆经诃陵（即爪哇）、师子（即锡兰）等国达印度也。
第二，西域渴盘陀路。
（甲）经疏勒。宋云、惠生等出归皆遵此路。昙无竭出时遵此路。
（乙）经子合。法显出时遵此路。
（丙）经莎车。玄奘归时遵此路。
渴盘陀者，今塔什库尔士，即《汉书》之依耐，《佛国记》之竭义也。地为葱岭正脊，旅行者或由疏勒，或由子合，或由莎车，皆于此度岭。岭西则经帕米尔高原、阿富汗斯坦以入迦湿弥罗。此晋、唐间最通行之路也。
第三，西域于阗、罽宾路。僧绍、宝云遵此路。
此路不经葱岭正脊，从拉达克度岭直抄迦湿弥罗，实一捷径也。与法显同行之僧绍，在于阗与显分路，即遵此行。又《宝云传》称其“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登葱岭人罽宾”。当亦即此路。
第四，西域天山北路。玄奘出时遵此路。
此路由拜城出特穆尔图泊，径撒马罕以入阿富汗。除玄奘外未有行者。
第五，吐蕃尼波罗路。玄照出归遵此路。道生、师子惠、玄会等归时皆遵此路，道死。
此路由青海入西域经尼波罗（即廓尔喀）入印度，惟初唐一度通行，寻复榛塞。
第六，滇、缅路。《求法高僧传》所记古代唐僧二十许人遵此路。
《求法传》言五百年前有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注云：“蜀川至此寺所遵当即此路。果尔，则此为西晋时一孔道矣。
第六之滇、缅路，即张骞所欲开通而卒归失败者也。自南诏独立，此路当然梗塞。故数百年间，无遵由者。第五之吐蕃路，初唐时，因文成公主之保护，曾一度开通。然西藏至今犹以秘密国闻于天下，古代之锢蔽更可想。故永徽、显庆以后，吾国人经尼波罗者，辄被毒死，此路遂复闭矣。第四之天山北路，则玄奘时因突厥威虐，不能不迂道以就，故他无闻焉。第三之于阗、罽宾路，本较便易，而行人罕遵者，其故难明也。是故虽有六路，然惟第一海路之由广州洋者，与第二西域路之由莎车、子合度渴盘陀者最为通行。前者为七世纪时交通之主线，后者为五世纪时交通之主线。
由此而当时留学运动之消长，与学生南北籍贯之偏畸，其消息皆可略窥也。海路之通，虽远溯汉代，然其时必无定期航行之船，盖可推定-。而当时海通事业，日益发荣，广州已专设市舶司，为国家重要行政之一，且又南北一家，往来无阂，故海途乃代陆而兴也。
无论从论路行，艰苦皆不可名状。其在西域诸路，第一难关，厥为流沙。法显《佛国记》云：“沙河中多热风，遇则无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帜。”固写实之妙文，抑茹痛之苦语也。
上述地理上及人事上种种障碍，实为隔梗中印文明之高闉深堑，而我先民能以自力冲破之。无他故焉，一方面在学问上力求真是之欲念，烈热炽然；一方面在宗教上悲悯众生牺牲自己之信条，奉仰坚决。故无论历何险艰，不屈不挠，常人视为莫大之恐怖罣碍者，彼辈皆夷然不以介其胸。此所以能独往独来，而所创造者乃无量了。呜呼！后之学子，闻其风者，可以兴矣。
4.汉明帝与佛教
汉明求法说，最初见者为西晋王浮之《老子化胡经》。王浮盖一妖妄道士，造为老子出关西度流沙之说，指彼佛陀为老子弟子也。其书经六朝唐数次禁毁，稍有识者皆知其妄，独所造汉明求法说，反由佛教徒为之传播。洵一怪事也。其述此事概略云：
“永平七年甲子，星昼现于西方，明帝梦神人，因傅毅之对，知为胡王太子成佛之瑞士应，即遣张骞等经三十六国至舍卫，值佛已涅盘，乃写其经，以永平十八年归。”
此种记载之荒谬，一望而知。莫如张骞姓名，盖以二百年前之人物，插入此剧本中，其固陋太可怜矣，但尤有极强之反证，为世人所罕注意者，则西域交通之历史也。考《后汉书-西域传》云：
“王莽篡位，贬易王侯。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遂通西域，……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
此记西域通绝年岁，谨严详明。永平七年，正西域受胁匈奴、构乱猖獗之时，下距十六年之复通且十岁，安能有遣使经三十六国入印度之时。其不学杜撰，正与攀引张骞同一愚谬耳。即此一反证，而汉明求法说，已根本推翻，无复成立之余地。
然则王浮曷为造此说耶？彼不外欲证成其佛陀为老子后学之说。因佛经中言佛出、成道、涅盘，皆有六种震动等瑞应，因谓恒星昼现，为佛成道之象，强派佛陀为汉明帝时人耳。故又言汉使至而佛已涅盘也。然则彼又曷必托诸明帝耶？则永平八年赐梦王英之诏书，为其作伪取资之动机，殆可断言。盖此诏书，必为当时佛教徒所最乐称道。因此不知不觉间，将汉明帝与佛教生出关系，伪造故实者，遂因而托之，殊不思彼诏书中，“浮屠”、“伊蒲塞”、“桑门”等新名词已累累满纸，岂待闻傅毅之对崦始知世间有所谓佛耶！
其次，踵述此说者，为东晋初年石虎著作郎王度奏议，有“汉明感梦，初传其道”二语（见《高僧传》卷九。原误作“卷十”，今改正。《佛图澄传》）。又次，则袁宏《后汉纪》（卷十）云：
“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日月光，……而问其道，遂于中国图其形像。”
其言皆极简单，不过姑沿俗说而已。又次，则《四十二章经序》。其序又当在经后，殆出东晋无疑。序云：
“昔汉孝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
此序当注意者，则于“使者张骞”外，添出秦景、王遵等十二人，又所写经有《四十二章》之目。奉使之地，乃易印度为月氏，殆作此序者较博雅，知张骞仅曾到月氏，未到印度，故毅然矫正前失耶。秦景之名，盖影射受经伊存之博士弟子秦景宪而漏却一字。又误记其官，而别造一博士弟子名王遵者，实则羽林中朗将，汉家并无此官名也。
复次，踵此序而增饰之者，则《牟子理惑论》也。此论见《弘明集》卷一，旧题汉牟融撰，实则东晋刘宋间人伪作。（详下）其叙此事，前半全同《四十二章经序》，惟改秦景官名羽林郎中耳。然此官亦非汉所有也。下半则内容更加扩大。其文云：
“……于大月氏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立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
前序称“写取经在十四石函中”似是指经在彼土藏以石函，至是则忽变为兰台石室第十四间矣。前诸书只言迎取经像，至是则言立寺洛阳，且指其地点矣。复次则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原误作“卷一”，今改正。）《四十二章经》条下云：
“……使者张骞、羽林郎中将秦景……于月低国遇沙门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
此文与前异者，前书只言“写取佛经”，至是则写本亦为译本。又于使节之外，忽添出一同来之竺摩腾，求法之成绩，益增上矣。及梁慧皎作《高僧传》时，“汉明求法”之传说，又生变化，其《摄摩腾传》云：
“汉永平中……要还汉地。”
窃思彼时佛徒历史之学乃骤进，居然知张骞与明帝并不同地，急急抽换，乃杜撰出蔡愔其人者以为代。愔为大使，不可无官也，即以副使之官官之；又觉羽林中郎将为武职，非求法使臣所宜也，则删削颠之为“郎中”；其尤淹博可佩者，居然更知历年派充副使之秦景，其职业实为博士弟子，亟为之正名定分，而将随员中冒充博士弟子之王遵革去。所惜者，秦博士向伊存受经时，上距永平已七十余地岁，垂老而元行役，未免不情耳。然以较旧说，则已周密数倍，后此《魏书-释老志》、《历代三宝记》等，皆祖述之。遂成为佛门铁公案矣。《高僧传》又云：
“腾所住
“蔡愔至中天竺，时竺法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达洛阳，与腾同止……善汉言，译《十地断结》、……《四十二章》等经五部。”
使臣归国之结果，初但言赍还经像耳。第二步变为立寺，第三步则寺有所在地点，第四步则并寺名而有之矣。初则言使臣独归，第二步添出一译经之摩腾，第三步又添出一法兰，第四步则法兰译经且多种矣。凡此皆作伪进化之迹，历历可寻者也。
《汉法本内传》者，见唐道宣所撰《广弘明集》卷一，注云：“未详作者”，勘其事状及文体，盖出于元魏高齐释道交哄最烈时，其述此事，益极荒诞，略言：
“蔡愔偕摩腾、法兰归，道家积不能平，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以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抗表请比对，其月十五日，明帝集诸道士于白马寺，使与腾、兰二人赛法。道经皆焚烬，腾等现各种神通。道士费叔才惭死，吕惠通等六百余人出家，宫嫔等二百三十人、士庶千余人出家。”
呜呼！作此伪至此，叹观止矣。信如《法本内传》所说，同当时出家者已盈千累万，而三百年后王度奏事，乃谓汉魏之制，除西域人外不许出家，此等语安能形诸奏牍？信如《高僧传》所说，则摩腾、法兰已大兴译事，而下距安世高之来，垂百年间，无一新译，佛徒之辱其宗，不亦甚耶！
综以上所考证，吾敢断言曰：汉明求法，乃一羌无故实之谈，其始起于妖道之架诬，其后成于愚秃之附会，而习非成是，二千年竟未有人敢致疑焉。吾所以不能已于辩者，以非将此迷雾廓清，则佛教发展之阶段，无由说明，而思想进化之公例破矣。其有舛失，愿来哲匡之。
5.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1）
为欢迎泰谷尔（2）在师范大学讲演
诸君，印度诗哲泰谷尔先生来了。不久便要和我们学界几万青年相见，我今天和明天两次公开讲演，要把我们欢迎他的意思先说说。
讲演之前，要先声明几句话，凡伟大人物，方面总是很多的，所谓“七色摩尼，各人有各人看法”。诸君总知道，我是好历史的人，我是对于佛教有信仰的人。俗语说的好：“三句离不了本行。”我今天所说，只是历史家或佛学家的个人感想，原不能算是忠实介绍泰谷尔，尤不能代表全国各部分人的欢迎心理，但我想一定有很多人和我同感的。
泰谷尔也曾几次到过欧洲、美国、日本，到处受很盛大的欢迎。这回到中国，恐怕是他全生涯中游历外国的最末一次了。看前天在前门车站下车时景况，我敢说，我们欢迎外宾，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热烈而诚恳的。我要问问，我们是把他当一位偶像来崇拜他不是？不，不！无意识的崇拜偶像，是欧美社会最普通现象，我们却还没有这种时髦的习惯。我想，欢迎他的人，一定各有各的意义。各种意义中，也许有一部分和欧美人相同，内中却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是因为他从我们最亲爱的兄弟之邦--印度来。
“兄弟之邦”这句话，并不是我对于来宾敷衍门面，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我们中国在几千年前，不能够像地中海周围各民族享有交通的天惠，我们躲在东亚一隅，和世界各文化民族不相闻问。东南大海，海岛上都是狉狉獉獉的人，--对岸的美洲，五百年前也是如此。西北是一帮一帮的犷悍蛮族，只会威吓我们，蹂躏我们，却不能帮助一点。可怜我们这点小小文化，都是我祖宗在重门深闭中铢积寸累的创造出来，所以我们文化的本质，非常之单调的，非常之保守的，也是吃了这种环境的大亏。
我们西南方却有一个极伟大的文化民族，是印度。他和我从地位上看，从性格上看，正是孪生的弟兄两个。咱们哥儿俩，在现在许多文化民族没有开始活动以前，已经对于全人类应解决的问题著实研究，已经替全人类做了许多应做的事业。印度尤其走在我们前头，他的确是我们的老哥哥，我们是他的小弟弟。最可恨上帝不做美，把一片无情的大沙漠和两重冷酷的雪山隔断我们往来，令我们几千年不得见面，一直到距今二千年前光景，我们才渐渐的知道有恁么一位好哥哥在世界上头。
印度和中国什么时候开始交通呢？据他们的历史，阿育王曾派许多人到东方传佛教，也许其中有一队曾到过中国。我们的传说，秦始皇时已经有十几位印度人到过长安，被秦始皇下狱处死了。（王子年《拾遗记》说的。）始皇和阿育同时，这事也许是真，但这种半神话的故事，我们且搁在一边。我们历史家敢保证的是，基督教纪元第一个世纪，咱们哥儿俩确已开始往来。自从汉永平十年至唐贞元五年，--西纪六七至七八九，--约七百年间，印度大学者到中国的共二十四人，加上罽宾（即北印度之Kashmir，今译克什米尔，唐译迦湿弥罗，从前不认为印度之一部分）来的十三人，合共三十七人。此外，从葱岭东西的西域各国来者还不计。我们的先辈到印度留学者，从西晋到唐--二六五至七九--共一百八十七人，有姓名可考的一百五人。双方往来人物中最著名者，他们来的有鸠摩罗什，有佛陀跋陀罗，即觉贤，有拘那陀罗，即真谛。我们去的有法显，有玄奘，有义净。在那七八百年中间，咱们哥儿俩事实上真成一家人，保持我们极甜蜜的爱情。
诸君呵，我们近年来不是又和许多“所谓文化民族”往来吗？他们为什么来？他们为看上了我们的土地来，他们为看上了我们的钱来！他们拿染著鲜血的炮弹来做见面礼，他们拿机器--夺了他们良民职业的机器--工厂所出的货物来吸我们膏血！我们哥儿俩从前的往来却不是如此，我们为的是宇宙真理，我们为的是人类应做的事业，我们感觉着有合作的必要，我们中国人尤其感觉有受老哥哥印度人指导的必要，我们彼此都没有一毫自私自利的动机。
当我们往来最亲密的时候，可惜小兄弟年纪幼稚，不曾有多少礼物孝敬哥哥，却是老哥哥给我们那份贵重礼物，真叫我们永世不能忘记。他给我们什么呢？
一、教给我们知道有绝对的自由--脱离一切遗传习惯及时代思潮所束缚的根本心灵自由，不为物质生活奴隶的精神自由，总括一句，不是对他人的压制束缚而得解放的自由，乃是自己解放自己“得大解脱”、“得大自在”、“得大无畏”的绝对自由。
二、教给我们知道有绝对的爱--对于一切众生不妒、不恚、不厌、不憎、不诤的纯爱，对于愚人或恶人悲悯同情的挚爱，体认出众生和我不可分离、“冤亲平等”、“物我一如”的绝对爱。
这份大礼的结晶体，就是一部《大藏经》。《大藏经》七千卷，一言以蔽之曰：“悲智双修”。教我们从智慧上求得绝对的自由，教我们从悲悯上求得绝对的爱。
这份大礼物已经够我们享用了，我们慈爱的老哥哥犹以为未足，还把许多副礼物文学、美术……等等送给我们。
我们得着这些副礼物的方法，约有以下几个来源：
一、从西域--即葱岭内外各国间接传来。
二、印度人来中国的随带着来，如各梵僧大率都带有雕刻、绘画等物作为贡品。
三、中国人游历印度的归赆，例如《玄奘传》详记他带回来的东西，除梵夹经卷外，各种美术品都有。
四、从翻译经典上附带得来的智识和技术。
这些副礼物，屈指数来，最重要者有十二件。
一、音乐音乐大抵从西域间接传来的居多。中国古乐，我们想来是很好的，但南北朝以后，逐渐散失，在江南或者还存一部分，中原地方，却全受西方传来的新音乐影响。隋唐承北朝之统，混一区宇，故此后音乐全衍北方系统。最盛行的音乐是“甘州”、“伊州”、“凉州”、“梁州”诸调，这些调都是从现在甘肃、新疆等地方输进来，而那时候这些地方的文化全属印度系，后来又有所谓龟兹部乐、天竺部乐等，都是一条线上衍出来。这些音乐，现在除了日本皇室或者留得一部分外，可惜都声沉响绝了。但我们据《唐书乐志》及唐人诗文集、笔记里头所描写记载，知道那时的音乐确是美妙无伦。所以美妙之故，大约由中国系音乐和印度系音乐结婚产出来。
二、建筑中国建筑受印度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事。《洛阳伽蓝记》里头的遗迹我们虽不得见，永平寺、同泰寺、慈恩寺……诸名区的庄严美丽，我们虽仅能在前人诗歌上或记录上欷献凭吊，但其他胜迹留传至今的还不少。就中率堵坡（塔）一项，尤为我们从前所无。自从这项建筑输入之后，增饰我们风景的美观真不少。你看西湖上得“雷峰”、“宝俶”两塔，增他多少妩媚。汴梁（3）城上若没有“铁塔”和“繁台”，还有什么意趣？北京城最古的建筑物，不是彰仪门外隋开皇间一一六世纪末的“天宁寺塔”吗？北海的琼华岛，岛上“白塔”和岛下长廊相映，正表示中印两系建筑调和之美。我想这些地方，随处可以窥见中印文化联锁的秘密来。
三、绘画中国最古的画，我们看不见于。从石刻上--嘉祥县之武梁祠堂等留下几十张汉画，大概可想见那时素朴的画风。历史上最有名的画家，首推陆探微（4）、顾虎头（5），他们却都以画佛像得名。又如慧远在庐山的佛影画壁，我猜是中国最初的油画，但这些名迹都已失传，且不论他。至如唐代的王维、吴道子所画佛像，人间许尚有存留。依我看来，从东晋至唐，中印人士往来不绝，印度绘画流人中国很多，我们画风实生莫大影响，或者可以说我们画的艺术在那个时代才确立基础。这种画风，一直到北宋的“画苑”，依然存在，成为我国画史上的正统派。啊啊，真是中印结婚产生的“宁馨儿！”
四、雕刻中国从前雕刻品，像只有平面的，立体雕刻，我猜度是随着佛教输入。晋朝有位名十戴安道，（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剡溪雪夜访戴的故事，访的便是他）。后人都知道他会做诗，画画，我们从《高僧传》上才知道，他和他的兄弟都是大雕刻家。他们哥儿俩曾合雕一佛像，雕时还留下许多美谈。
此后六朝隋唐间所刻有名工妙的佛像见于历史者不计其数，可惜中间经过“三武毁法”（北魏孝武、北周武帝、唐武宗）的厄运，和历代的兵燹，百不存一，但毁不掉的尚有洛阳龙门山壁上三四千尊的魏齐造像，我们现在除亲往游览外，还可以随处看见拓片。其尤为世界瑰宝的，莫如大同府云冈石窟中大大小小几百尊石像，据说是“犍陀罗美术”（犍陀罗为今阿富汗地，他的美术是印度和希腊所产）的结晶作品，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处，就只这票宝贝，也足令我们中华民族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历劫不磨的荣誉，但倘非多谢老哥哥提拔，何能得此？
还有一种艺术要附带说说，我们的刻丝画，全世界都公认他的价值，但我敢说也是从印度学来的，玄奘归赆的清单，便列有这种珍贵作品。
五、戏曲中国最古的戏曲，所谓“鱼龙曼衍之戏”，大概是变戏法的玩意儿。歌和舞自然是各有很古的历史，但歌舞并行的戏剧，魏晋以前却无可考见。最初的歌舞剧，当推“拨头”一曲，亦名“钵头”，据近人考证，像是从那离代京（大同）三万一千里南天竺附近的拔豆国传来。那戏是演一个人，他的老子被虎吃掉，他人山杀虎报仇，演时且舞且歌，声情激越。后来著名的“兰陵王”、“踏摇娘”等等戏本，都是从“拨头”变化出来。这种考证若不错，那么，印度又是我们戏剧界恩人了。
六、诗歌和小说说中国诗歌和印度有关系，这句话很骇人听闻，--连我也未敢自信为定论，但我总感觉，东晋时候斯译出印度大诗人马鸣菩萨的《佛本行赞》和《大乘庄严经》这两部名著，在我文学界像有相当的影响。我们古诗，从《三百篇》到汉魏的五言，大率情感主于温柔敦厚，而资料都是现实的。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自六朝，前此却无有。（《孔雀东南飞》向来都认为汉诗，但我疑心是六朝的，我别有考证）。《佛本行赞》现在译成四本，原来只是一首诗，把佛一生事迹添上许多诗的趣味谱为长歌，在印度佛教史上力量之伟大固不待言，译成华文以后，也是风靡一时，六朝名士几于人人共读。那种热烈的情感和丰富的想像力，输入我们诗人的心灵中当不少，只怕《孔雀东南飞》一路的长篇叙事抒情诗，也间接受著影响罢！（但此说别无其他证据，我未敢自信，我要再三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