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以诚易和
以诚相待，可以得人心。此学问简单至极，但有人做起来，难于上蜀道。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此为其一生必备的交际学问。
曾国藩说：
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国家之所以存在建立，圣贵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为一个诚字。
人必须虚怀若谷，心地坦荡，毫无私心，然后才能真实无妄。所谓实，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欺骗他人，必定是心中怀着私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必然编造谎言骗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骗人呢？他之所以欺骗他人，也是因为他心中怀着私物。所知在好德，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成其好德之知。所以说，诚，就是不欺骗；不欺骗，就是心中无私；心中无私，就是至虚（虚怀若谷）。因此，天下之至诚，就是天下之至虚。
凡是正话实说，尽可多说几句，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能了解你的心意。就是真话，也不妨多说几句。但是不可以攻击他人的隐私，尤其不能背后诋毁他人的短处。
曾国藩说：我们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变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心虚而不讲客套，不挟私见，终有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失败的。“勤”字可以医治怠惰，“慎”字可以医治骄傲；在这两个字前，还须有一“诚”字作为根本。一定要立志将此认识透彻，坚持到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也回避。这是说的对自己诚实。人天生是直爽的，与军人交往时，直爽就显得尤为珍贵。文人的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军人水火不容。文人必须完全除去歪曲私心，事事推心置腹，使军人粗人坦然无疑。这是说的交往中的诚实。以诚为本，以勤字、慎字为用，也许可以避免大灾大败。
自古以来，中国驾驭外国，或者是恩信，或者是威信，总之离不开一个“信”字。并不一定明显违背条约，或者放弃承诺，才算是失信；即便是纤细之事，谈笑之间，也必须真心实意办理或说出。心中对他只有七分，外表不必假装十分。既然已经通和讲好，那就要凡事公平合理，不使远方的人吃亏，这就是恩信。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装模作样。面临危险有不屈不挠的气节，面对财宝有不沾染的廉洁，这就是威信。这两种做法，看似迂远而不着边际，实际上质朴而耿直，可以在无形之中消除祸患。
诚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曾国藩主张“诚”，而且，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是身体力行的。
咸丰初，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臣子们于是指陈时弊，恳呈己见，一时纷纷纭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以“毋庸议”的上谕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这里，“书生之血诚”与“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词。咸丰3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出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且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道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作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付“良药”。
所以，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贪名利，第四在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人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这里，“忠义血性”与“血诚”也是同义辞。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巩固官位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征所说的“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从做人、到治军、到治国，曾国藩所信奉的只有一个“诚”字。
成大事箴言：
“敬”“恕”二字，细加体认，实觉刻不可离。“敬”则心存而放，“恕”则不蔽于私。大抵接人处事，于见得他人不是、极怒之际，能设身易地以处，则意气顿平。故“恕”字为求仁极捷之径。来示以“致知”为大头脑工夫。鄙意“敬”是平日涵养之适，“恕”是临时应事之道，“致知”则所以讲求此“敬”、讲求此“恕”者也。
——咸丰八年十一月
7.宽和得众能成大事
为人处世须“宽以待人”，否则就会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人。可以讲，一个人与朋友关系处理得如何，更能体现他的宽与狭，更能体现出他的做人学问。有些人会问，与朋友相处不应该是“治”，而是“和”，实际上，这种看法过于表面化。中国有“宽则得众”这句成语，交友虽然多多益善，但要交诤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友。同时，不能让朋友下不来台，丢朋友的面子，这也是交友之重要原则。曾国藩主张对己要严，对友要宽，尤其主张交友要有雅量，这样如果一时有意见相左，也会最终不伤和气。这一原则他在《答欧阳勋》的信中充分表现出来：
“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然而鉴于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从命。由于我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我曾经思虑自己心胸不够宽宏、器量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都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离别之后惟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要做到交诤友，颂雅量。”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昔人之以咏张居正者，亦可以此诗来论定曾国藩。当时他的朋僚歌功颂德的话，我们不需逐一征引，只看左宗棠对他如何论定的吧！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也。”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左宗棠之进用，亦由曾国藩所荐，但二人性情不同，“有争者国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故皆能持大体。
孔子说：“切切，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之间相互批评，和睦共处，就可以叫作士了。
在曾国藩的师友中，李鸿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诤友。这在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咸丰10年（1860），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三千，进驻兵家必争之徽州。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及至回到祁门大营，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参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
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辗转波折，欲复归至曾的门下，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他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与效率差，这两个字人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曾国藩既有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也是曾国藩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道光23年（1843年2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交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几句话，不愠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
“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因曾国藩处世交友贵雅量，所以他从不苛求于人，而是待人以宽。
成大事箴言：
胸襟广大，亦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咸丰九年二月
8.“让他三尺又何妨”
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官拜宰相。一日，安徽老家来了一封书信，是为了与一叶姓邻居争一墙之地，张英看罢哈哈大笑当即回了一封书信，信中只写了四句话：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咸丰初年，曾国藩父与几个兄弟还未分居的时候，家中为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几至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曾国潢在家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在京师做官的兄长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后，联想起古人的这首诗便写了一封长信，并将这首诗附上。曾家父子兄弟读过曾国藩的信和此诗后，胸襟豁然开朗。“让他三尺又何妨”！用这一思想，将地退缩了三尺。
据说，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其邻居不仅未与曾家争执，也秉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见解，自退了三尺让曾家扩建黄金堂新宅。
这件趣事代代相传，简直成了曾族的“传家宝”。1988年，年过“古稀”的曾德培老人还在台湾著文说，记得1939年我走上抗战前线时，慈祥和蔼的妈妈坐在美孚煤油灯下，拿着我的双手说了曾国藩“让他三尺又何妨”这首七绝诗。现在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我还不忘当年慈母赐儿的曾国藩教弟的这首诗。终身受用，乐趣无穷。
与人相处，包括朋友、邻里、同事等等，以宽忍为怀，是曾国藩以退为进处世不败的一个秘法。
曾国藩家风传乡里，人们至今还在传颂，而他的父亲及诸弟却依仗权势，干预地方官事。尽管曾国藩家教极严，其弟则违教者多、听从者少，尤其是其四弟曾国潢（澄侯），在乡最为跋扈，颇为人们所怨恨。
就说同治年间，湖南哥老会起，特别是湘乡地方，原来参加湘军的人多，遣散返乡后，参与哥老会的甚多。曾国潢在乡，不仅剿杀哥老会卖力，而且地方有什么“憎恶”的人，他就捆送县府，请求杀掉。凡是他有所请，县府不敢不服从。有时捆送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生还的。当时的湘乡县令熊某，是个佛教徒，秉性慈善，接到曾国潢的请求，不答应拗不过他的权势，答应了又良心折磨太甚。所以每接到要他杀人的手令，总要躺着哭几天。友人问他哭什么，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有一年，湘乡县城新建一个码头，按惯例是杀猪宰羊，用“三牲”来祭祀，后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杀了十六个人举祭。
曾国潢在乡间为人所恨，曾国藩是略有所知的。他常在家信中告诫诸弟：“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作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在倡导“八字”家风中，对其弟特别强调“宝”字，即“人待人为无价之宝也”，居乡勿作恶事。1857年曾国藩奔父丧在籍，听得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为人所怨，想要惩教其弟。一天，趁弟弟在床上睡午觉，曾国藩计上心来，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猛刺其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曾国潢对哥哥的这一举动，高声直呼：“残暴！残暴！痛死我了！”曾国藩又问：“吾只用锥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耶？”
经过曾国藩这一训诫，其弟不仅居乡杀人有所收敛，待百姓的态度亦有所好转。
曾国藩常在家中劝父教弟，不要干预地方的事。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一些亲朋好友难免会因一些万难之事有求于他，其中不乏一些实有冤屈之事。却之，于情于理不忍，助之，又恐贪干预地方公务或有以势凌人之嫌。无奈，曾国藩只好对来求者做出那种“道似无情却有情”、“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曲意相助之举。下面“一把折扇”的故事就是一例。
那是同治年间，衡阳挨近双峰大界的地方，有一个忠厚而倔强的老实农民。他一生勤劳节俭，生活过得不错，不料那一年清明节扫墓时，与人发生了一场纠纷。对方仗着自己有钱有势，硬将一坟迁到他家的祖坟上来。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总是对方占上风，老头儿咽不下这口窝囊气，被逼想上吊自尽。
一天，有个老亲友提酲他：“你呀，心里冒长眼。你不是有个干儿子在南京做两江总督吗？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天下谁个不知其名。”那人伸出两个指头，嘴巴挨着他的耳朵说：“你只要求他给衡州府写个二指宽的条子，保险你把官司打赢。”
“是啊！”老头儿把胸脯一拍，说：“好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他受到启发以后，凑足盘缠钱，背上包袱雨伞，就直往南京奔。
两江总督衙门，是不容易进得去的。“你是干什么的？”他还未过门槛，衙役就大声喝问。
“我找干儿子。”老头儿壮着胆子回答。
“谁是你干儿子？”
“宽一。”
衙役们没有一个知道曾国藩的乳名叫宽一，见这老头儿土里土气，怎么也不让他进去。
忽然，督署里传出讯令，总督大人要出门来。衙役们忙把这个老头儿拉开，不能让他挡住大门。可他哪里肯听，偏偏要站近门边，想看一看是不是干儿子出来。
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他一眼就窥见轿中坐的正是曾国藩。“宽一！”操着家乡口音一声喊，被曾国藩听出来了。他连忙叫轿夫停住，下轿后又惊又喜地问：“这不是干爹？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便打转身，将干爹送进了自己的住宅。
顿时，督署后院的曾宅里欢乐起来。曾国藩夫妇一面招待酒饭，一面问长问短。从干爹的家境到大界白玉堂、黄金堂新老住宅屋后的楠竹、杉树生长情况无所不问。当老头儿话入正题，说明来意时，曾国藩打断他的话柄说：“暂莫谈这个，您老人家难得到这儿来，先游览几天再说吧。”他把一个同乡衙役叫来，接着说：“干儿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玩，就请他陪同你去玩吧，玄武湖啦，秦淮河啦，夫子庙啦，南京的名胜及热闹地方都去看看。”
老头儿哪有心思游览，仅玩了三天，就按捺不住了。那天晚上，他对干儿媳细说了来意，求她向宽一进言，给衡州府下个二指宽的条子。欧阳夫人说：“急么子罗？你干儿要你多玩几天，你就还玩几天再说嘛。”“我肺都气炸了，官司打不赢，白白受人欺，哪有心思久玩！”“不要担心，除非他的官比你干儿大。”那老头听到这句话，心里倒有几分安稳了。
又玩过了三天。当曾国藩办完一天的公事后，欧阳夫人对他说起干爹特意来金陵的事来。“你就给他写个条子到衡州吧。”曾国藩听后叹了一口气说：“这怎么行呀？我不是多次给澄弟写信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吗？如今自己倒在几千里外干预起来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干爹是个天本地分的人，你也不能看着老实人受欺，得主持公道呀！”经欧阳夫人再三请求，曾国藩动心了。他在房间来回踱了几转，说：“好，让我考虑考虑吧。”
第二天，正逢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职，南京的文武官员都来贺喜了。曾国藩在督署设宴招待，老头儿也被尊了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先向大家介绍，首席是他湖南来的干爹。文武官员听了，一齐起身致敬，弄得老头儿怪不好意思。接着，曾国藩还把自己的干爹推崇了一番，说他一生勤劳啦，为人忠厚啦，怎么也不愿意到南京久住，执意要返乡里。说着，从衙役手中接过一个用红绫包着的小盒子，打开后拿出一把折扇又说：“我准备送干爹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题留芳名，作个永久纪念。”大家放下盅筷，接过一看，只见折扇上已工工整整地落了款。上款是“如父大人侍右”，下款是“如男曾国藩敬献”。也一个个应曾大人之请，在扇上签起名来，有的还题了诗句。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得满满的。曾国藩兴高采烈地把折扇收起，仍用红绫包好，双手奉送给了干爹。这老头儿也懂得礼数，起身向各位文武官员作揖致谢。
席终客散，老头儿回到了住室，嘴里连连嘀咕着什么。欧阳夫人出来一听，只见他手捧着红绫包唠叨着：“宽一呀宽一，一张二指宽的条子总不肯写，却要这么费事，在这个玩物上写的字再多，我也不得领情。”欧阳夫人忙从他手中接过红包打开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干爹呀，恭喜，恭喜！”老头儿脸色阴沉，好不耐烦地说：“喜从哪来？”“干儿给您的这个，可是一个大宝哩！”“一把折扇算什么大宝？给我写个二指宽的条子，才是上方宝剑。”“哎呀，干爹”，欧阳夫人凑到老头身边细说：“这可比您要的那个条子更宝贵呀，拿回去后，不论打官司也好，办别的什么事也好，任他多大的官，见到此扇都会有灵验，千万不要把它丢了，随手带着，还能逢凶化吉呢！”
一番话，说得老头子心里热乎乎的。“啊！——”他似有所悟，会意地笑了。
刚回到家里，衡州知府升堂，衙门八字开着，老头儿手执折扇，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在那个时代，被告上堂打官司，手执扇子是藐视公堂，要受到惩治的。“把扇子丢下！”衙役喝令。老头儿装作没有听见，一个衙役上前从手中夺过扇子丢到地上。“这个可丢不得，是我干儿子送的。”知府大怒，惊堂木一拍：“放肆！拿上来！”知府接过扇子一看，“嗯……”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后，又将视线转到老头身上，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一声令下：“退堂！”
据说，老头从衡州府衙门后堂退出来后，知府用轿子把他接了回去，不仅将这把折扇恭恭敬敬退还了他，还热情地款待着他。他的坟山官司是输、是赢，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把折扇“醉翁之意不在酒”。显示亲情，实则相助，意在让地方官给面子，又不使其没有可否的余地，也使曾国藩免于干涉地方公务之嫌。至于事情的结果还要看当事人的造化了。
成大事箴言：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退之、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产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发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
——同治二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