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红楼梦辨》，系1923年4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全书共3卷，70篇。本书是作者与顾颉刚于1921年4月到7月之间通信讨论《红楼梦》的有关文章的结集。建国以后，作者始将此书修正后重新付刊，由棠棣出版社1952年9月出版。全书原有3卷，有的全删，有的略改，并为上、中两卷。此外，下卷有一篇是1948年写作的。作者并改其书名为《红楼梦研究》。毛泽东所看到的，应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辨》。该书里收有上文提到的《作者底态度》、《红楼梦底风格》两节。
2/由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到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说：“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4-135页。）
据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一文称，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所提到的“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山东大学《文史哲》月刊1954年第9期上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篇是《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上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这两篇文章都是批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评论的观点的。毛泽东都详细阅读过，差不多从头到尾作了圈画，一些地方还写了批注文字。
他在批语中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还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21岁，一个26岁”；在文章的四五处，毛泽东也画了问号。（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此外，《评红楼梦研究》一文，在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出版的《红楼梦评论集》一书时，作者还写了一篇《补记》：此文是1954年夏天学校放暑假期间在通县写成的。当时手头材料很少，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手边只有他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和别人文章中转引的胡适关于《红楼梦》的一些看法和材料。过去虽然读过，但当时却没有借到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所以也就不可能凭印象看出他们当时在政治态度和学术观点上的一致，只是初步感觉到他们对《红楼梦》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因而我们文章中的个别判断是有缺陷的，没有从政治上准确地击中要害。等到批判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的斗争将要开展起来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借到《红楼梦考证》和《红楼梦辨》，进而发现了更多的问题，特别是看到了他们当时在政治态度和学术观点上的一致。我们把这时的看法写成了《走什么样的路?》。这次修改，除了文字上的校订外，对个别问题的看法也有所修改增补。）
又据李希凡自己回忆：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我曾从一位朋友那里，看到了他保存的毛主席对我们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两文的批语。涉及到文章内容的，主要是《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的一些看法，有以下3条：
(一)在《评红楼梦研究》的第二节，我们谈到贾府衰败的时候，曾有过这样一个论断：“关于贾氏封建贵族家庭衰败的问题，这体现着《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基本的一面。贾氏的衰败是和整个清代社会史的发展相联系着的，它表明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贾氏的衰败就不只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贾氏的衰败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最基本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原因。”
毛主席在这两段文字旁边做了细密的圈点，并加了一句批语说：“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二)在文章的同一节里，我们谈到官僚地主阶级的经济破败时，讲了这样一段意思：“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已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真实地描写了这个发展规律，黑山村的租银，家存的银两，借债和抵押，都不能满足贾家的豪华享受。作者一再以生动的生活事件，强调地描写这个发展规律，绝不是没有原因的。至于抄家，这倒是个别的、偶然的原因，并不是官僚地主阶级覆灭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在这些分析旁边作了疑问的标记后指出：“这一点讲得有缺点。”
(三)在文章的第三节，我们讲到俞平伯先生对文艺批评的见解时，曾引用了他的原文：“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我们说，俞平伯先生的这种认为文学批评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只凭主观好恶的看法，是违背文学的阶级观点的。
毛主席对这段话的批示说：“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6页。）
1954年10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l0月24日全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的情况。该会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一部分古典文学研究者担心今后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这点，适当作了解释。报告说，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教育的态度，旨在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又说，这次讨论不应该只停止在一本书、一个人上面，也不仅限于古典文学范围内，要发展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各个领域，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毛泽东阅读该报告后批示：“照办。”（董志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又谈到了这件事，说：“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1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3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1-162页。）
据邓绍基回忆：他是在195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参加的第一个集体科研项目就是《红楼梦》研究。那时他就听一位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形象是否是新人的萌芽这个问题，可予讨论。当时所内的一批同志大抵认为，从贾宝玉形象的思想性格还不能构成新人萌芽说。与此有关，《红楼梦》也难以称之为“市民文学”。（邓绍基：《毛泽东与他的古今读书法》，《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6日。）
又据李希凡回忆：1956年，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当胡耀邦把他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立刻幽默地说：“他，我认识，他和贾宝玉很熟嘛!”（《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又提到了这件事：“自从去年11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剧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董志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5、读到老，说到老，用到老
据阿成文：毛泽东对《红楼梦》推崇备至。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次视察南方时，把一部刚刚阅读并批注过的《红楼梦》，赠送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柯又转交给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嘱咐他仔细研究，妥善保管。石西民深知此书的价值，视为至宝，一直妥为珍藏，秘不示人。
“文革”中，石西民在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最大，石西民被拉去到处游斗，家中也多次被抄，这部毛注《红楼梦》也就从此不翼而飞，下落不明……
苏州市沧浪艺术社社长马汉民偶然得知此事，怦然心动，立即联想到七八年前听说的一桩事。
马汉民是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他与学会的副会长、北京图书馆研究员路工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相从甚密。七八年前的一次闲谈中，路工偶然讲起了关于毛泽东批注的《红楼梦》的一段珍闻。1957年夏的一个下午，路工当时还是中央文化部书访专员，他在康生家中正好看到了毛泽东批注的《红楼梦》，爱不释手，对其中鞭辟入里的批注十分赞赏和喜爱。他借回家仔细研读，且找来相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红楼梦》，毫无遗漏地抄录下海一个字、每一个标点和每一个批注记号。因此，世上又留下了一部手抄的毛注《红楼梦》。
1994年4月，马汉民一个长途电话挂到北京路工的家中，提醒老人，深藏在他家中的手抄毛注《红楼梦》已经成为“孤本”，请求一阅。路工慨然应允。
马汉民复印了该书上所有毛注。在第六回结尾的“校记”下，毛注有“一九五四年九月记”的字样。据初步统计，毛泽东的批注在全书(此处指八十回本)不下于五六千字。
马汉民的文章发表后，学术界认为，手录的毛泽东《红楼梦》批注，是关于毛泽东红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学术价值极高。
毛注《红楼梦》原本至今下落不明。马汉民推测，可能已被抄家的年幼无知的“红卫兵”毁弃了，也可能隐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摘自《文化娱乐》杂志1994年11月号)
1962年春，当时还在英国伦敦教书的吴世昌，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发表了《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长文，文有新意。《光明日报》曾在其出版的内部刊物上全文转载。4月14日到21日，又在该报《东风》副刊选登了其中两节《脂砚斋是谁》和《曹雪芹生卒年》，并在文后加以说明。毛泽东看了两文，连文后小注也看了，满有兴趣。他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用其中两节，一定有其全文，请为他找份全文阅读；便要去了刊登全文的内部刊物和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英文版。（《新闻业务》杂志1984年第4期。）
吴世昌的《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一文，1961年12月3日写于英国牛津大学，全文分为《引言》、《红楼梦探源的主旨和步骤》、《关于后四十回》、《初步工作的次序》、《棠村序文的发现》、《脂砚斋是谁》、《脂砚斋是“宝玉”的模特儿--是曹雪芹的叔父》、《曹氏家世和脂砚斋》、《曹雪芹的生卒年》、《结束语》等10个部分，原载《新华月报》1962年6月号。
1967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还说：“不学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1969年秋，毛泽东再次观看了浙江的文艺演出，并接见了演员。在他亲切询问浙江文艺界的情况时，一个演员反映说：“现在的越剧改革，改得京不京，越不越，歌剧不像歌剧。”他认真倾听意见，说：“你唱一段老越剧给我听听吧。”演员立即唱了越剧《红楼梦》的一个唱段。他表示曲调好听，微笑着说：“调子还是高昂的嘛。再唱下去吧。”演员回答：“下面不会了。”他和蔼地说：“那你找些唱片来我听听。”他仔细调查研究，亲自审听了大量越剧音乐。（《怀念毛泽东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2页。）
因为重视和嗜好，毛泽东也注意《红楼梦》的版本价值。在北京中南海书房，他收藏有多种《红楼梦》的版本，晚年还常将十多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对照着阅读。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还让有关部门组织学者核对《红楼梦》，以期有一部最合作者原意的《红楼梦》定本问世。
徐中远写道：井冈山斗争之后的岁月、长征路上、延安时期，毛泽东有没有重读过《红楼梦》，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进城之后的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据逄先知和我们的记载，毛泽东先后多次要过《红楼梦》。
我们多次送给毛泽东的各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除少数的用后退给我们还有关单位外，大多数都一直放在他的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我们整理翻阅他中南海故居(包括在丰泽园住地和后来的游泳池住地)里的全部图书，从中看到，有线装木刻本《红楼梦》，也有线装影印本、石刻本，还有各种平装本，一共有20种之多。
这些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大部分大都摆在游泳池会客厅里。卧室里摆放两种：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8册)，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1-32册)。我们看到，这些书有的用黑铅笔作了密密麻麻的圈画，有的还打开放着，有的折叠起一个角，有的还夹有纸条。这些都可以说明，晚年的毛泽东还在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红楼梦》。
上述资料表明，从1964年8月18日北戴河谈话以后，又至少10次向我们要过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毛泽东读的遍数最多的就要算是《红楼梦》了。
在其他各种场合，毛泽东还多次说过：“《红楼梦》最少要看5遍。”晚年，他还常将身边放置的10多种版本的《红楼梦》对照着读。其中有的版本，他不知反复读过多少遍。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存放的《红楼梦》中，就有20多种。只有两种版本毛泽东用铅笔圈画过，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函8册，影印本)；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4函32册，木刻本)。这两种《红楼梦》，有不少的文字旁边，毛泽东都用黑铅笔画了道道，有的是画了圈，还有的是似断句的标点。圈画的时间大概是50年代中后期或60年代初期。除这两种版本外，其他的版本都没有圈画。（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6、垂暮之年还在阅读、思考和谈论《红楼梦》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许世友说：“你就知道打仗。你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你能看点《红楼梦》吗?要看5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少文。”毛泽东的目光离开了许世友，提高话音，对大家说，“如果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许世友大声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听到许世友的话，毛泽东很高兴，说：“不怕啊!你就当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彭程、王芳：《中国七十年代政局备忘录》，《长河》杂志1989年第1期。）
“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见《晋书刘元海载记》。随，随何；陆，陆贾。他们都是汉高祖刘邦的谋臣。绛，绛侯周勃，灌，颍阴侯灌婴。他们都是汉高祖刘邦的武将。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同江青谈话。他针对当时实际情况，提出此次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目标：“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董志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1975年8月13日，芦荻向毛泽东请教《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这天，毛泽东先谈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接着又谈了《水浒》。（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1975年和1976年，毛泽东已是80多岁高龄，垂暮之年的老人了，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了。可他还是在认真和仔细地阅读、思考、谈论着《红楼梦》，可见他是多么喜欢这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著作。
据《大地》杂志1995年2月号上的文章说：毛泽东和护理自己的孟锦云等人看过法国电影《红与黑》后，对孟锦云说：“你去借一本《红楼梦》，对比着看一遍，这样，也许会更有意思。”孟锦云照此办理，还做了读书笔记。日后，她在和毛泽东交流中，特别从领袖那似乎漫不经心的读书笑话里，细心咀嚼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又据郭金荣撰写的《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里所说：
晚年的毛泽东，仍然在潜心研究《红楼梦》，并把它同西方的《红与黑》（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相联系。他曾戏谑地说：“真是无巧不成书，两部书名的第一个字都是红，可见东西方都有红学。”
接着毛泽东问小孟：“怎么样，两本书都读完了吗?”小孟点点头。“今天我们先谈谈西方的《红楼梦》，你看了电影，又看了书，现在有发言权了，请先发表高见。”
小孟说：“我看那个于连是个胆大包天、无事生非的坏蛋，不值得一点点同情，他不安于职守，还想入非非，他无耻地勾引市长夫人，破坏别人的幸福家庭……”
看到小孟讲完了，主席才慢慢地、但十分自信而肯定地说出他与小孟的不同看法：“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可不这么看，于连是有些胆大，可还没有大到包天。你看他只敢在小桌底下摸夫人的手，还是在夜间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这点点胆子还称不上包天。他到夫人房间里去，也是紧张得很哪。即便是胆大包天，我看也不是什么坏事，男子汉总该有点儿胆量嘛，总比胆小如鼠好吧?我看那夫人是欣赏他这个胆量的。”
郭金荣的《毛泽东的晚年生活》里继续写道：
毛泽东常常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孟聊天。有一天，他对小孟说：“人们常说，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这话不能绝对地看。有时可是旁观者迷，当事者清，他深受其害嘛。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真是有福不会享，大观园里那么多的丫头、小姐，哪个都不错，为什么非林妹妹不可?这也是旁观者迷呀。所以，不要以为旁观者就一定清。这要看你怎么观，我看要慢慢观，多观几个面，不然，观不对，不但要迷，有的还会执迷不悟，这样的人还不少呢。
“至于家庭，我看东西方加在一起，真正幸福的不多，大多是凑凑合合地过。因为这些家庭，本来就是凑合起来的，真正独立自主选择和建立家庭的有多少?我看不多。什么父母、兄弟、亲戚、朋友，哪个不想说几句话。这几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不是仅供参考，不听，试试看?建立家庭时都将将就就的，过起来难免就凑凑合合，表面上平平静静或热热闹闹，内里谁能说得清?越大的家庭，矛盾越多，派系越多，对外越是掩盖，越要装门面。你看，那《红楼梦》里写的是几个家庭，主要是一个家庭。《红与黑》不过也是写了一个家庭，可都是有代表性的。通过家庭反映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所以，我说过，不看《红楼梦》就不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书中的那些人，都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得这样来看他们的矛盾冲突，矛盾纠葛，矛盾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毛泽东高度评价《红楼梦》及曹雪芹
毛泽东曾说，人的一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已经很不错了。
这是对作家说的，它也适宜于学者圈，这是对精神文明领域所有的人们的勉励和期望。它也意味着，作家和学者从事写作和研究，一定要严谨、认真，要有社会生活，“板凳要坐十年冷”。《红楼梦》是曹雪芹一人耗费10年心血写成的传世之作。传世之作无一不是要耗费成倍的心血。有浮躁心理和短期行为，是不可能也不能写出一部好作品的。但这也是对任何一个读者说的。人的一生，能够读懂一部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那也是不错的了。因而，毛泽东多次提出：“一定要精读《红楼梦》。”“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不读《红楼梦》。”“《红楼梦》最少要读5遍。”
毛泽东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就是《红楼梦》。
毛泽东说《红楼梦》：“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
据《经济日报》理论部的高路说：“毛泽东非常喜欢读中国的传统小说，如《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等等。《红楼梦》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一部书，他自己说读了十几遍，显然他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来读的。”（张素华等：《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红楼梦》写了以荣国府大观园为核心的四大家族圈，有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也有丫鬟仆妇走卒帮闲，社会百态，世间诸行，真可谓是形象地写活了200年前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都蕴含有抒情言志托意的内涵，而《红楼梦》别树一帜。鲁迅就说它：“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中国小说的历史和变迁》）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见解，是和鲁迅灵犀相通的。但是，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和人民领袖，他对《红楼梦》的认识和研究，更是把它置放在20世纪文化大背景的平面上作审视和评定。20世纪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大变化的时代，毛泽东用政治战略家的明睿眼光分析解剖《红楼梦》，以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它放进现实社会圈去寻找答案，因而得出很多为他人未有的卓见。比如他把《红楼梦》比作认识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
1、高度评价小说《红楼梦》
1928年，在井冈山寒冷的冬夜，有时，毛泽东写文章写累了，便放下笔，同贺子珍海阔天空地谈论起来。在谈论中，他们之间也会发生一些争论。有一次，贺子珍谈起她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毛泽东说：“我也喜欢这两本书。还有《红楼梦》，《红楼梦》也是一本好书。”贺子珍说：“我不喜欢。《红楼梦》才没意思呢。”毛泽东说：“你这个评价可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贺子珍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一听，说：“《红楼梦》里也是写斗争的。《红楼梦》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这段文字表明，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斗争之前，即在1928年之前，就读过《红楼梦》，并对《红楼梦》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看法。（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115页。）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话。他从法捷耶夫的《毁灭》，谈到了《红楼梦》。毛泽东说：“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像写作的，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他又说：“艺术家固然要有伟大的理想，但像上马鞍子一类的小事情也要实际地研究。过去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说，他曾切实地把大观园考察过一番。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你们的作品，大纲是全中国，小纲是五台山。”（《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24页。）
“牵马认镫”，见《红楼梦》第四十七回《呆霸王调情遭苦打，冷郎君惧祸走他乡》：“湘莲道：这么气息，倒熏坏了我!说着，丢下了薛蟠，便牵马认镫去了。”
1945年8月，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政治秘书王炳南介绍王昆仑、屈武、侯外庐等人后，他的大手潇洒一挥，对“小民革”负责同志说：“你们都是些无名英雄啊!”他用手指着他身旁的王昆仑：“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红学名家，太子派头面人物，国民党六大独领风骚，为人所不敢为，言人所不敢言，能够认识诸位，不虚重庆此行。”
在谈话中，当王昆仑谈到对这次谈判前途的担忧，认为恐怕很少收获，而蒋介石的执政党领袖地位的欺骗性怕不是那么容易戳穿的时候，毛泽东笑道：“有个问题想请教你这位红学专家。荣国府的贾府是由盛而衰吗?”不等王昆仑回答，毛泽东已经接着说出了自己的答案：“我认为这个家庭面临的是由衰而败的厄运。甲戌本第二回开头就说：如今这荣宁两府，也都消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就是说，厅殿楼阁峥嵘轩峻也好，树木山石蓊蔚调润也好，都不过是衰微中的表面繁华、败亡前的回光返照而已。”王昆仑已听出端倪：“你是说蒋介石的统治正如那荣国府，虽然貌似强大，实则不堪一击。”毛泽东微笑不语。侯外庐脱口而出：“《红楼梦》有一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其耐人寻味之处，正在于它强调了事物变化之规律，特别是向其反方面转化的前提和条件。”
毛泽东接口说：“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和平、民主，不过这两条和蒋介石的打算都相反，他要打内战，搞独裁，怎么办呢?没有其他办法，他愿意谈，我就谈；他愿意打，我就打。他愿意边谈边打，我就边打边谈。反正我是延安来的客人，客随主便。如果这次谈判没有其他结果，能够揭露他的真面目就是最好的结果。”（王弘：《毛泽东妙语和谈》，《党史天地》杂志1995年第7期。）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见《红楼梦》第五回相关部分。
1947年，在陕北沙家店战役后，毛泽东在和卫士李银桥谈地主剥削时，他说：“我家里雇用过长工短工，我父亲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我家里算富农吧。我知道一些小地主也是这样……嗯，就是这样，怕雇工不好好干，自己还要省吃俭用。”李银桥目瞪口呆。这些话与他政治课上听来的可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了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得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页。）
1948年4-5月，毛泽东在西柏坡。诗人柯仲平提出回延安的要求，说准备写一部长诗，歌颂刘志丹，歌颂他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下，创造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鼓励他回到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去，并且告诉他：要了解一个根据地，非有十年八年的时间不可。人的一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那样的作品，就很不错了。（周而复：《怀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又据《狂飙诗人柯仲平传》：“毛泽东系在晋察冀边区首府城南庄和柯仲平谈话。他问柯仲平：你在这里，是拉长工还是短工?短工。把短工拉完你到哪里去?到你住过13年的那个地方去，写那个地方的革命。应该说是12年半。主席吸了一口烟，思索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要把西北斗争史写出来……没有十年、八年时间，是不能了解一个根据地的。嗐，一个人一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那样的作品也就很不错了。”（王琳：《狂飙诗人柯仲平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311-312页。）
据毛泽东警卫员张仙朋的回忆：1954年3月10日上午，主席一早起来就招呼我们，说今天要去登北高峰，叫我们把他要看的书和文件都带上。主席到杭州后，经常爬山锻炼，爱到山顶上去办公和学习。于是我们赶紧做好准备。吃过早饭，我们就出发了。当时，正下着小雨。山高路滑，很不好走。但是主席爬山很有经验，他脚步稳健，节节向高峰攀登。主席一面登山，一面和我们说古论今，谈笑风生。他问我们看过《红楼梦》没有?我们回答说看过。主席又问都看了几遍?有的回答看了一遍，有的说看了两遍。主席问站在他身边的一位老大夫看了几遍，老大夫说看了两遍。主席问他看过后有何感想?老大夫想了一下，十分认真地回答说：“我发现贾府里那些人都挺讲卫生的，他们每一次饭前都要洗手。”他的话音刚落，主席就大笑起来，我们也都笑了。有的同志开玩笑地说：“老大夫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到处宣传讲卫生。”大家更加笑了。停了一会，主席对大家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5遍才能有发言权哩。”接着又说：“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当时，我们对主席讲《红楼梦》的事并不理解，实际上，主席正在酝酿写一篇重要文献。不久，在这年10月16日，他写出了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怀念毛泽东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139页。）
1954年9月，毛泽东在《红楼梦》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末批语：“此回是一篇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杰作。情切切段，是将两种人生观相互冲突的爱情，用花一样的语言，切切道出。宝玉与袭人的相爱，两方面都是诚恳的，但他们性格不同，思想有矛盾，无法统一。在袭人看宝玉，是：性格异常，放荡弛纵，任性恣情。而宝玉对袭人，也只能以坐八人轿慰之。意绵绵段与前段相反，这里是将同一人生观相互结合的爱情。宝玉与黛玉的相爱，不仅是真挚的，而且建筑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是任何人不能相比的，故宝玉说：见了别人，就怪腻的。他把黛玉比作真正的香玉。而黛玉向宝玉说：真正你是我命中的妖魔星。从袭人的口中，听到切切的箴(言?)，故待之以八人大轿。从黛玉的身上，闻到绵绵的幽香，故比之以优美的童话。用现实的场面，具体的情节，生活中非说不可的语言，把一个封建叛逆者的形象和性格，生动的渲染出来，自然的流露出来，这是作者现实主义最成功的范例。”（《羊城晚报》1995年9月5日。）
据谭启龙自己回忆：1955年，在浙江绍兴，“之后，在东湖农场参观时，毛泽东同志同随行的罗瑞卿、陈伯达等人谈论《红楼梦》，问我：你读过这部书吗?我答：读过一遍。他接着说：读过一遍没有资格参加议论，你最少要读5遍。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它里面有6条人命。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238页。）
1959年，有一次，水静(杨尚奎夫人)随杨尚奎到“180”（毛泽东住处的特殊代号）办件事。她看见毛泽东的客厅里摆着几本《安徒生童话集》，觉得很奇怪：毛主席还有兴趣看童话?后来水静在游泳池与毛泽东闲聊时，想起了这件事，便提出来问毛泽东。“写得好的童话，往往包含着许多哲理，能给人以启示。”毛泽东说，“凡是有价值的书，我都喜欢看。”“你喜欢看什么呢?”毛泽东问水静。“我最爱看小说。”水静想也没想，便脱口而出。“好嘛，爱好文学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毛泽东笑着说，“读过《红楼梦》没有?”读过，还读过3遍哩。”水静得意地回答说。“读3遍不够，至少要读5遍以上。”毛泽东仍然笑着说，“你知道《红楼梦》里写了多少个人物吗?”这可把水静问住了，她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我没有算过。”“一共是327人，从皇帝、贵族，直到老百姓，都写到了，而且性格各异。刘姥姥就是个典型的农民嘛。”毛泽东说，“我看凭这点，就可以称为巨著。”“我就喜欢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的，可爱极了。”水静说。“不过《红楼梦》的意义恐怕还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毛泽东接着说，“它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全景，告诉我们一个崩溃着的封建社会是怎样完成它的最后的悲剧的。”毛泽东又举出了一些情节，并一一作了分析。（许祖范等：《毛泽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161页。）
“刘姥姥”，一个农家老妇女，《红楼梦》里“四大家族”之王家（即王子滕、王夫人、薛姨妈、王熙凤等那一家）的远亲。刘姥姥在该书中最先出现于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他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对《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又说，贾宝玉是同情被压迫的丫环的。（陈晋：《毛泽东与古典文学》，《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贾宝玉”，《红楼梦》里的男主角。贾宝玉最先出现于该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