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与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在谈到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时，他说：“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自然不能统统按年龄，还要按能力。”（《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第700页。）
“程普等老将不服”，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原来程普年长于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乐，是日乃托病不出”。第七十五回《关云长刮骨疗毒，吕子明白衣渡江》，吕蒙说：“岂不闻昔日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事虽决于瑜，然普自以旧臣而居瑜下，颇不相睦，后因见瑜才，方始敬服。”
程普(?一215)，东汉末期右北平土垠(今河北丰润)人。初随孙坚，后又事孙策、孙权为将。汉建安十三年(208)，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操于赤壁。程普与周瑜不睦事，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欧阳修有《朋党论》，其中一段：“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1957年前后，毛泽东先后有批语：称囚禁党人“在献帝以前”。“似是而非，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页。）
汉献，汉献帝(181-234)，即刘协，东汉最后一个皇帝（189-220年在位，达32年）。为董卓所立。先后是董卓、李催、郭汜和曹操所控制的傀儡。汉建安二十五年(220)，为曹丕所逼“禅让”。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唐昭，唐昭宗(867-904)，即李晔，在位16年。先后为宦官和地方军阀李茂贞、朱温等控制。后为朱温所杀。
1957年5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期间，他问列席的吴冷西(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你看过5月13日的《新民报》没有?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先锋何在?》，署名林放即赵超构，内容相当尖锐，但文笔比较客气。”随后，毛泽东把当时新闻界已发表的议论归纳为四点，其中第三点是：“记者应当是先锋。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鸣而鸣。过去出过许多名记者，现在没有，个个都是廖化。”毛泽东说：“《先锋何在?》一文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记者是先锋，这在原则上不能说不对，问题是怎么样的先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说现在没有真正的先锋，个个都是滥竽充数，这恐怕不好说。”毛泽东又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因为有自由，先锋总是要出的，不会只是出廖化。有新闻，就可以出先锋，旧闻也不是不能出先锋。发表《先锋何在?》一文的作者本人就起了先锋的作用。”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新闻界议论很多，把教条主义攻一下有好处，不攻一下就只能出廖化，不能出先锋。我们要接受正确的批评，认真改进新闻工作。”（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7页。）
廖化(191-264)，蜀汉官员。据《三国演义》，诸葛亮后期北伐和姜维九伐中原时，多以他充先锋。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九十一回《祭泸水汉相班师，伐中原武侯上表》等多处。但《三国志蜀书廖化传》等并未有此记述。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就何焯评兖州刺史刘岱为青州黄巾所杀，“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此成败之可参质者也。明季与流贼相持者，皆不知此谋，督促出战，遂皆为刘岱之续”。批语：“明末事不能与汉末比。”（《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37页。）
“青州黄巾”，即东汉末年张角兄弟发动的黄巾起义，见《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等多处。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刘表传》，“天子都许，表虽遣使贡献，然北与袁绍相结。治中邓羲谏表，表不听。”裴松之引《汉晋春秋》也称：“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大义也，治中独何怪乎?”批语：“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毛泽东又在同传“太祖与袁绍方相持于官渡。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汉间观天下不变”，批语：“中立。”（《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41-142页。）
刘表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六回《焚金阙董卓行凶，匿玉玺孙坚背约》。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刘表传》。该传述说：刘表“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毛泽东对此批注：“虚有其表。”（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陈武传》，内称陈武子陈表善于办事，“时有盗官物者，疑无难士施明。明素壮悍，收考极毒，惟死无辞。廷尉以闻。(孙)权以(陈)表能得健儿之心，诏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酒食，欢以诱之。明乃首服，具列支党。表以状闻。权奇之，欲全其名，特为赦明，诛戮其党。迁表为无难右部督。”批语：“何不并其党赦之。”（《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59页。）
陈武，吴国孙权手下著名将领。他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十五回。陈表，陈武之子，少时与诸葛恪等侍孙登(孙权长子)。因父战死，领兵，深得孙权信任。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裴注所引谢承《吴书》，就孙权遣返于禁，“后权与魏和，欲遣(于)禁还归北。(虞)翻复谏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用耳。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批语：“此事翻不如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59页。）
于禁(?一221)，字文则，曹操部将。治军严肃，作战勇敢。汉建安二十四年(219)，援樊城，兵败，被逼降关羽，囚于荆州(今湖北江陵)。孙权取荆州，释放回去。于禁被关羽所擒拿一事，见《三国演义》第七十四回《庞令明抬榇决死战，关云长放水淹七军》。
虞翻(164-233)，字仲翔，东吴大学者。为孙权谋士，因秉性刚直，屡遭贬斥。汉建安二十四年(219)，献策取江陵、公安，擒杀关羽。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内称汉建安二十二年(218)，“及蒙代(鲁)肃，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病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批语：“《魏志》此时操在汉中，因夏侯渊之败正不得志，闻襄阳围急，东归到洛阳即死，非在居巢也。”（《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58页。）
“操在汉中”，曹操系汉建安二十四年(220)三月，因夏侯渊败死由长安出斜谷至汉中的，在与刘备相持两月后，五月回长安。时因关羽军由南郡(今湖北江陵)北围襄阳，七月，于长安先后派出庞德、于禁援曹仁围军。同月，孙权攻合肥。十月，曹操由长安至洛阳，又派出徐晃军援襄阳；他未去居巢(今安徽桐城南)。翌年正月，孙权斩关羽之首于洛阳。十几天后，曹操病死。
相关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终》。
据陶鲁笳回忆：1958年，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据我了解，毛主席一直在精读陈寿的《三国志》，并针对当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讲《三国志》中的许多人物，讲的最多的是曹操和郭嘉。郭嘉是曹操的重要谋臣，毛主席说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郭嘉(170-207)，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曹操手下谋士，以多谋善断著名。官渡之战前，他正确分析了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并提出东取吕布，然后北击袁绍的战略。建安十二年(207)，随曹操北征乌桓，中途病死。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十回《勤王室马腾举义，报父仇曹操兴师》。《郭嘉传》，见陈寿《三国志》卷十四。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全琮传》所引《江表传》：“(孙)权使子登出征，已出军，次于安乐。群臣莫敢谏。琮密表曰：古来太子，未尝偏征也。故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今太子东出，非古制也。”批语：“都是废话。”（《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62页。）
全琮(?一249)，吴国将军，吴郡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孙权婿，任卫将军等要职。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见于第九十六回等处。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吕岱传》：“(士)徽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道。”批语：“杀降不武。”（《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63页。）
吕岱(161-256)，吴国官员，今广陵海陵(江苏泰州)人。在任广州刺史时，杀死意图抗拒的士徽等人。任大司马，上大将军。其故事在《三国演义》里见于第一百零八回等处。
1958年11月，毛泽东到河南新乡地区视察，在安阳接见了新乡地县级负责干部。他在和安阳县委书记陈春雨握手时，面带微笑地说：“啊，你是安阳的，安阳是曹操起家的地方啊。曹操这个人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在与温县县委书记李树林谈话时说：“温县是司马懿的故乡。他出身士族，多谋略，善权变，为魏国重臣。”（《伟大领袖谈地名人名》，《中州今古》杂志1994年第2期。）
司马懿(179-251)，魏国后期重臣，温(今河南温县)人。他和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主持国政。由于理学的影响，他与曹操都被后世界定为期寡侮弱的典型。其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九十四回《诸葛亮大破魏并，司马懿入寇西蜀》等多处。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萧延中：《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述描》，见《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张鲁(?一216)，东汉末天师道(亦即五斗米道)领袖，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人，汉末占据汉中(东川)，在各地设“义舍”，置“义米”、“义肉”，“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三原，然后乃行刑”。后被东汉政府任命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汉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攻汉中，降；被封阆中侯、镇南将军。曹操灭张鲁，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六十七回《曹操平定汉中地，张辽威镇逍遥津》。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汉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孙宝义在其文中写道：毛泽东在专列上读书学习，就是一大特点。这次，他读的这本书是《三国志》。毛泽东抓起书倒翻两页，这是因为他在家刚看过《张鲁传》，现在要重看一遍。三国时期的张鲁，曾在陕西汉中地区建立一个农民政权，在社会制度上实行某种程度的公有公享，各基层组织设置“义舍”，“义舍”置有“义米义肉”，“行路者量腹取足”，颇有些世界大同的味道。毛泽东对张鲁的这个农民政权，是非常赞赏的。毛泽东眨眼间，重新看清了《张鲁传》。他曾号召人们读《张鲁传》，现在他心潮澎湃，读不下去了。他奋然起身，将书带声带响地掼于办公桌上，大步走到车窗前，凝望近处的飞掠而过的树木、村镇，远处的向后缓缓旋转一般移动的绿野沃田和辛勤劳作的农民……张鲁只搞了三十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其所作部分诗词加了批注。对《水调歌头游泳》里的“武昌鱼”，他的批注是：“三国孙皓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官僚、绅士、地主及其他富裕阶层不悦，反对迁都，造出口号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那时的扬州人心情如此，现在改变了。武昌鱼是颇有味道的。”（许若石：《毛泽东对其诗词的注释与修改》，《党史文汇》杂志1993年第12期。）
孙皓，字元宗，三国吴最后一位君主，孙权之孙，孙和之子。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荐杜预老将献新谋，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1959年6月，毛泽东和吴冷西谈话，就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216页。）
“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见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全句是：“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1959年7月11日晚，毛泽东在其庐山住处，与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说：“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是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是诚恳的。“否则的话，人们就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在座几位，哄堂大笑：主席，你说得太对了；下面有苦难言，而由您一语道破，太有意思了。
在谈话中，秀才们呼吁陈云出来主管经济。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对薄一波说：“在延安的时候，还没有发现陈云同志有理财治国的才能。”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里。”意思是指，大跃进以来，在人们头脑普遍发热的情况下，陈云是比较冷静的。
今天，毛泽东又赞扬了陈云，并讲了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毛泽东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毛泽东随即吐出一口烟，专心思索片刻，叹道：“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彭程、王芳：《庐山1959》，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2-55页。）
“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见《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也采用此话。
“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原出自《史记魏世家》：“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蒙书《增广贤文》将其改为“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1959年7月17日，毛泽东在庐山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谈话，在谈到粮食问题和计委工作时，毛泽东又谈到袁绍之多端寡要，好谋无决，不会用将。《曹操传》、《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袁绍，字本初，东汉末年中原豪强势力之一，后为曹操在官渡大败。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二回。
1956年前后，毛泽东读《资治通鉴》：“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批语：“观人观大节，略小故。”（《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法正(176-220)，字孝直，扶风郿(今陕西郿县)人。原系益州牧刘璋新都令，张松之友，后投靠刘备，献策夺取西川。授蜀郡太守，倡议北略汉中。刘备为汉中王后，升尚书令。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
1959年4月，党中央在召开上海会议之前，为了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毛泽东向全党连续发了四封《党内通信》，反对浮夸风等“左”的倾向。在上海会议上，他引导大家着重议论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毛泽东说，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但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经荀彧推荐，他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追随左右，运筹帷幄，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功绩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毛泽东介绍大家看《郭嘉传》，意思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他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他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这在今天也仍然可以给我们以启示。（薄一波：《崇拜和怀念--回忆毛泽东同志》，见《领袖元帅战友》，中共中央出版社1992年第2版。）
1959年仲夏，毛泽东视察途经浙江，下榻西湖畔的刘庄宾馆。他像往常一样，每日办公到次日凌晨，上午睡一会儿觉，下午起床后散步、读书、读英语、阅批文件。一天，毛泽东读完英语后，和秘书林克谈话讨论三国时期的著名人物郭嘉。当时，毛泽东正在读《后汉书》、《曹操传》、《郭嘉传》。谈话时，毛泽东要林克研究历史。他介绍说：“《后汉书》、《曹操传》、《郭嘉传》等史书，值得读一读。”并当即送给林克一本范晔的《后汉书》。讲到郭嘉时，他说：“曹操有个参谋叫郭嘉，是个河南人，初投袁绍，他批评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兵败于官渡。所以有谋还要善断。”毛泽东扬了扬手，又说道：“后来荀彧把郭嘉推荐给曹操，郭嘉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平定天下，深得曹操器重。”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继续与林克交谈。毛泽东引用唐朝医学家孙思邈的话，说：“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接着又引用曹操批评袁绍的话说：“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156页。）
毛泽东在1960年曾说：“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董卓(?一192)，字仲颖，陇西临洮（今属甘肃）人，东汉末年权臣。汉灵帝时，率军入洛阳，专断朝政。在他撤出洛阳时，纵火焚烧、掳掠。据《续汉书》说：“卓部兵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又收诸富室，以罪恶没入其财物，无辜而死者，不可胜数。”初平三年(192)为王允、吕布所杀。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二回等多处。
1960年，毛泽东在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发表谈话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他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张昭(156-236)，字子布，彭城人，三国东吴大臣。受孙策托孤，辅助孙权。博览群书，著有《春秋左氏传解》、《论语注》。张昭“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事情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对医务人员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中毕业后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
1965年8月，叶剑英有鉴于当时国际上的反华浪潮，特别是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自上台到下台的一些变化，写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望远》：“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诗写成后，叶剑英将诗送给毛泽东，请他批改。毛泽东阅后，大为赞赏。他除了将题目改为《远望》外，只字未动，随即推荐给《光明日报》的副刊《东风》。据毛岸青、邵华在《重读远望志更坚》一文中记述：毛泽东非常喜欢这首诗，能够十分清楚地背诵出来；还曾提笔手书此诗，并将诗意一句一句讲述给他们听。他们记得其中毛泽东最欣赏的是“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两句。（贾思楠：《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392页。）
“景升父子皆豚犬”，景升父子指东汉末期刘表、刘琮父子。刘表，字景升，《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历》称：“(孙)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曹操)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此句见于《三国演义》第六十一回。
据毛泽东晚年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毛泽东的自由体操是自编的，在散步中边走边做。我把它称为“毛式体操”。在散步时，他缓缓地行走，深呼吸，摇头晃脑，活动头颈部；有时屈伸肘腕关节，双肩一前一后，交替转动；同时也做腰部旋转扭动，比扭秧歌的动作还要有趣。这套动作，他常在独自散步又无旁人时练习。做操时的他，与平时严肃、庄重的毛泽东，完全判若两人。有一次，我跟他散步，他对我说：“三国时有个名医叫华佗，给曹操治过病。他学老虎、学熊、学猴子、学鹿、学飞鸟的动作，编了《五禽戏》。这你应该知道吧?我看不错，是很好的健身运动。这都是仿生运动。人们有很多运动都是从动物那里学来的，其实也是动物学动物。中国有螳螂拳、猴拳。你游泳的那蛙式，不就是从青蛙那里学来的吗?”我想，他年轻时一定看过许多古代养生书籍，参考了“八段锦”、“五禽戏”等，才编的这套“自由体操”。（徐涛：《毛主席怎样自我保健》，《中国档案报》1996年12月26日。）
1972年，当时社会上都知道毛泽东的三句话：“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很明显，这和《明史朱升传》中的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有联系的。关于《吕蒙传》，据说毛泽东在谈到《吕蒙传》等《三国志》列传时，曾说过：文化不高的也可学文化，并举了东吴大将吕蒙的例子。《吕蒙传》注文中说，孙权劝吕蒙读书，“(吕)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注引《江表传》)显然，毛泽东是借吕蒙读书一事勉励高级干部要重视文化学习。
刘修明还说，有关《三国志》，还有“1973年2月7日布置注释的史传，有《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三国志魏书张邰传》、《旧唐书李愬传》，三篇史传合订一册，5月1日完成，上送15份”。（刘修明：《序言》，《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集》(上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张辽(167-222)、张邰(?一231)，都是汉末三国时期曹操麾下名将。张辽原是吕布部将，吕布败后降曹；张邰原是袁绍部将，官渡之战时降曹。两人均受到曹操信任和重用。张辽“吕布败后降曹”，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二十回。
1975年8月，毛泽东读《晋书》第三十四卷《羊祜传》、《杜预传》（《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
羊祜(221-278)、杜预(222-284)，都是西晋大臣。羊祜曾镇守襄阳十年，定伐吴之策，未成，临死前推荐杜预继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晋太康元年(280)，杜预统诸路军伐吴，完成统一大业。相关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
毛泽东如何运用《三国演义》与《三国志》
毛泽东多次借用刘备所说的其与诸葛亮之间的鱼水关系，“水可以没有鱼，鱼不可以没有水”。他还常引用《三国演义》里那些有辩证内涵的文字，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过五关斩六将”等。
毛泽东在平时具体的工作、生活、谈话与写文章中，非常善于运用《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的典型事件、精彩语句和著名诗文，来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1、运用其中的典型事件
《三国演义》中有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今在河北涿州）三结义。1914年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时，毛泽东与杨教授的另外两个学生，也自称他们是三个豪杰，一个是萧子升，另一位是蔡和森。（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被认为是学校里最有才华的三个学生，他们也以此自负，喜欢自称三个豪杰。“豪杰”一词，是毛泽东爱读的小说《三国演义》的常用语，表示不仅有力量和勇气，而且智慧过人、品德高尚。（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故事，见《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刘备(161-223)，字玄德，三国蜀汉创建者。涿郡(今河北涿州)人。东汉末，与关羽、张飞等结交，先后投奔公孙瓒、曹操、袁绍、刘表等人，寄人篱下。汉建安十三年(208)后，在诸葛亮等辅佐下，据荆州(今湖北江陵)、益州（今四川成都）和汉中（今陕西汉中），自立为汉中王。蜀汉章武元年(221)称帝(昭烈帝)，后在彝陵为吴击败，病死。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关羽(?一220)，字云长，东汉末期刘备部大将，河东解(今山西临猗西南)人。与刘备、张飞誓同生死。官渡大战前，曹操东征徐州，被逼降，被封为汉寿亭侯；后仍回奔刘备，被派镇守荆州。汉建安二十四年(220)，刘备称汉中王，任为前将军，北上围攻襄阳、樊城，中原震动。但因孙权袭取后方江陵等地，兵败被杀。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张飞(?一221)，字翼德，三国蜀汉将领，涿郡(今河北涿州)人。年轻时和关羽跟随刘备，誓同生死。曹操追击刘备到当阳(今湖北当阳北)，他率领二十个骑兵断后，曹军不敢轻进。后随刘备取益州(今四川成都)。在巴西(今四川北部)大败曹兵。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杨教授：即杨昌济，又号板仓先生，当时是湖南第一师范伦理学教师，后到北京大学任教。他是毛泽东的恩师，杨开慧的父亲，后成为毛泽东的岳父。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据当时学员保存的笔记，毛泽东在“中国政治史与中国地主阶级”的题目下讲道：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史如《三国》、《说唐》、《水浒》、《说岳》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遍(偏)袒统治者即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我们以前，虽多居乡，又为农家子弟，但对于农民的真正状况，是不大清楚。即是说我们要造一个锄头。这个锄头，马克司(思)已竟(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之表现是也。（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1930年12月30日，蒋介石开始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围剿”。这天拂晓，雾气蒙蒙。毛泽东和朱德向着海拔430米高的黄竹岭战争指挥所走去。毛泽东一边走，一边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曹兵。今天，我们借晨雾，全歼顽敌啊！”说完，两个人爽朗地笑了，周围的同志也笑了。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果然如红军的预料，率师部和两个旅，由龙冈山向东行进，来钻为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口袋”。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张辉瓒被活捉，他率领的师部和两旅人马被红军全歼。（张健、刘庆华等：《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诸葛亮借东风”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
据吴吉清回忆：1932年4月，毛泽东从汀江连夜坐船赴上杭。这时，江水滚滚，乌云密布。据他的警卫员回忆：毛泽东从容不迫，在船上，“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你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罗!”“紧接着，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联系。看着这个情景，我们都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伏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并且，在船上仅有的这一小块地方，给主席和随行的陆定一同志做好了掩护。可是主席非常镇静。他让我们把枪收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作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儿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大家听了毛主席风趣幽默的话，都会心地笑了。”（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00、104页。）
“草船借箭”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
1934年第三次反“围剿”后，由于左倾路线的排挤，毛泽东离开了领导岗位。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为首的军事领导集团，就开始推行一套与毛泽东的游击战完全不同的作战方法。一次，王震在参加了中央的一个军事会议后，觉得有点不对劲，于是跑去找毛泽东。毛泽东连忙叫他坐下。随后，王震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没有直接表态，而是问他：“你知道诸葛亮、关云长、张飞吗?”王震回答说：“略知一点。”接下来，毛泽东详细地讲了这几个三国英雄人物的故事。最后，他告诉王震：“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不能死打硬拼，更不能打阵地战，要注意打运动战、伏击战，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王震回到湘赣苏区后，虽然也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但在实际的对敌斗争中却是按毛泽东的指示来做的。（徐富俊等编著：《英武满华堂--毛泽东和他的将军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