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博古和李德等要听取王震(时任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关于湘赣苏区军事工作的汇报，讨论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
事后，王震去见毛泽东。毛泽东住处的门口，是一株挺拔高大的槐树，遒劲的树枝在寒风中抖动。和原来在叶坪一样，毛泽东住的仍是里外套间。里间供休息用；外间摆几把竹椅，几张长条凳，作会客室。毛泽东虽然更加消瘦了，但眼睛仍然是那样炯炯有神。“汇报的情况怎么样呢?”王震刚坐下，毛泽东便问。“根本就不让我汇报完，这不，我的汇报提纲，您看看!”毛泽东接过王震的汇报提纲，手里燃着一支烟，翻看着。
“很好呀!你的汇报提纲很好呀!”毛泽东说，“听了你的汇报后，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作了哪些指示呢?”“讲了不少，但中心意思是短促突击，以堡垒政策反对堡垒政策!”毛泽东轻敛眉峰，沉思了一会儿，问王震：“堡垒对堡垒?!敌人有多少人?多少枪?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堡垒对堡垒你们摆得满吗?你们的司令部又摆在哪个堡垒上呢?”王震说：“是呀，敌人兵多枪多，我们和敌人兵将相对，怎么也对不过。”“你看过《三国演义》没有?”“没有看过，但我和那些大学生流亡武汉时期，听那些大学生讲过，三英战吕布、舌战群儒、出师表、六出祁山等，知道一点!”
毛泽东深吸了一口烟：“《三国演义》中，多处讲到偷袭、打埋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你们是不是先给敌人打圈子，牵着它的鼻子转，等它疲劳了，再设法消灭它的有生力量？消灭它的办法，可以不可以用偷袭、打埋伏，截击敌人的行军纵队，找它的腰部或尾部打?总之，还是要用那个十六字诀。千万不能硬攻。尤其是北方军队善守，他们做工事，你们便不要打了。只有这样，你们才能保住一整块地盘，为红十七师返回湘赣苏区准备个立脚之地。不过，有人批我说，打埋伏是三国主义路线。我说，《三国演义》在青少年时期看过，多年来没有再看了，但印象还很深就是了。我的这番话，你回去可如实转达给弼时同志。其他无关的同志，就不要讲喽!”
王震点了点头，又问道：“那李德、博古同志讲的堡垒对堡垒怎么办?”毛泽东当即回答：“当然也要转达，我的是我个人意见，他们的是代表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意见。”接着，毛泽东又问到湘赣苏区的其他情况。
王震从中央苏区带回了毛泽东的“三国战术”，使湘赣苏区的红军在处境相当困难时，取得了全歼敌军一个旅的重大胜利。（李慎明：《纵马湘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193页。）
“三英战吕布”，“三英”指刘备、关羽、张飞。该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五回《发矫昭诸镇应曹公，破关兵三英战吕布》。
红军长征到达瓮安县境的时候，正好是1934年岁末。离开江西中央根据地两个多月以来，一直处在敌人前堵后追空中炸的险境中。听说要在离瓮安不远的猴场过新年，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在去猴场的那天早晨，下起了冰碴子，起伏的山峦白白的。陈昌奉(毛泽东警卫员)发现一丛丛火红火红的小豆子挂着雪白晶亮的冰碴子，迎着凛冽的寒风在欢快地跳动。他顺手摘下几颗小红豆，连冰带雪放进嘴一尝，又凉又甜还带一点酸头呢!毛泽东走过来摘下几颗红豆放在手里，一边看，一边问大家：“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答不上来。毛泽东告诉大家，三国时代，诸葛亮带兵在这一带打仗断了粮的时候，曾经拿这种东西当过军粮。“这很可能就是《三国演义》那本书上说的救兵粮哪！”（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131页。）
1935年5月5日上午，红军主力在四川皎平渡强渡金沙江前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到设在金沙江边崖洞里的作战指挥室，研究渡江部署。毛泽东面对挂在壁上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用红铅笔在地图上比画着，对作战参谋们风趣地说：“你们看，龙云的部队被我们调到贵州去了，现在万耀煌的第十三师又要听我们指挥了。你们知道三国时代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吗?我们现在借用蒋介石与万耀煌的矛盾，把主力部队调到这里来过江，将来也让后人写一段故事吧!”几天后，红军一、三军团和担任掩护工作的红五军团，都分别全部顺利渡过了金沙江。（蒋建农、郑广瑾：《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又讲了春秋曹刿论战的故事。他说，这个战役“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曹刿论战”，见《左传庄公十年》。曹刿，即曹沫。前684年，齐、鲁两国战于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曹刿指挥战事，待齐军三鼓，士气衰竭，始下令反击，获大胜。
“楚汉成皋之战”，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203年，楚霸王项羽在成皋地区屡败汉军。但后来，刘邦利用楚将曹咎主力军在汜水半渡时，大破楚军。
“新汉昆阳之战”，公元23年，刘秀以兵3000人在昆阳(今河南叶县北)击溃王莽主力42万。
“袁曹官渡之战”，汉建安五年(200)，曹操军数万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打垮袁绍的几十万军队。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三十回《战官渡本初败绩，劫乌巢孟德烧粮》等多处。
“吴魏赤壁之战”，汉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军10余万在赤壁（今湖北境内长江边）为吴将周瑜和刘备的5万联军打败。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等多处。
“吴蜀彝陵之战”，蜀汉章武二年(222)，吴将陆逊率军数万在彝陵大败蜀汉刘备大军，歼灭8万。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陆逊营烧七百里，孔明巧布八阵图》等多处。
“秦晋淝水之战”，晋太元八年(383)，秦军90万南侵，东晋将军谢玄等率军8万在淝水(淮河支流，在安徽寿县附近)击溃秦军前锋部队25万，致使秦军全线崩溃。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初出茅庐”。茅庐：茅屋。从前比喻人才新露本事；现在也比喻初次接触某一工作，缺乏经验。见《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写刘备三顾诸葛亮隐居的南阳隆中茅庐，请他出山辅佐自己打天下，干大事。第三十九回有诗赞美诸葛亮：“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题为《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在讲演中，他列举了许多以少击众、以弱胜强的战例。他说：“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页。）
“晋楚城濮之战”。前632年，晋为阻止楚军进入黄河流域，在城濮(今山东濮县)作战。战争开始时，晋军面对优势的楚军，主动退却45公里，然后看好楚军薄弱的左右两翼，予以打击，获得大胜。
“韩信破赵之战”。前204年，汉将韩信率部数万人攻打赵国，在井陉(今河北井陉县东)背水为阵，同时遣兵抄袭赵军大本营，一举击溃赵军20余万。
“拿破仑指挥的战争”。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拿破仑曾多次与英、普、奥、俄和其他欧洲国家作战。他的部队在数量和装备上虽常处于劣势，但由于采取了高明的战术，经常战胜对手。
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对陕北公学赴前线同学演讲《坚持国共长期合作》。他就当时中国社会有汪精卫一类的汉奸败类指出：“现在外边来的人说，在内地还有很多的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等等，总之，有许多汪精卫一类的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就是暗藏的汪精卫，他们要想做一出张松献地图。三国时代有一个张松，把西川的地图献给了刘备，因此刘备就入川建立了蜀国。今天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汪精卫第一个献了地图，还有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等等，他们也准备要献地图，他们企图把整个中华民国的地图献给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一个日本统治下的中国。”（《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第17页。）
张松(?一212)，益州牧刘璋所署别驾，蜀郡(今四川成都)人。建安十六年(211)，劝刘璋迎刘备入蜀。后为刘璋发觉他与刘备里通，被杀。“张松献地图”，见《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但《三国志蜀志刘二牧传》等均未见有此记载。
1940年，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曾在蒋介石主持的重庆一次会议上，严正批驳了国民党某些将领对八路军的诬蔑，并揭穿蒋介石的阴谋。1945年，在中共中央“七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了这篇由雷英夫代叶剑英写的讲演稿。他在稿子封面写了标题：“1940年3月初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在预备会上，毛泽东再次称赞了叶剑英。他说：“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过去我们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蒋介石、国民党，我们都进行合作，搞了统一战线。”接着他举例说，既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大家知道么，董必武同志为这场斗争取了个名字，叫叶剑公舌战群儒。我说嘛，就叫叶剑英舌战群儒，公也好，英也好，总之打了个大胜仗。”毛泽东越说越高兴，忽然发现有点跑了题，把身子略向后一靠，侧脸对身边的朱德说：“舌战群儒，是叶剑英对革命的一大功劳。”（张丁、张兵：《领袖身边的军事高参》，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诸葛亮在东吴“舌战群儒”，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
1941年1月，我国历史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摩擦之“皖南事变”。事变之后，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问题上，党内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主张从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全面反击。毛泽东说：“皖南新四军军部被歼--这是蒋介石杀我们的一刀，这一刀杀得很深。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都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该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到这种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闹摩擦、闹惨案、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样想，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卖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坏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说到此，毛泽东话锋一转，说：“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当孙权数次讨荆州时，诸葛亮总是一再推诿软磨，而不硬抗，直到最后才让出荆州的部分地方。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派了根本不执行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荆州。关羽这个人虽然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擒庞德，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刘备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五虎大将时，关羽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当孙权派诸葛瑾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以结秦晋之好，共伐曹操时，关羽却勃然大怒，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诸葛亮)之面，应斩汝首!再休多言。诸葛瑾抱头鼠窜而去。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刘备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实在是因小失大。正如赵云所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诸葛亮也上表谏止说：臣亮等切以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覆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可是刘备看完后，把表掷于地上，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决意起大军东征，最终导致兵败身亡。”
毛泽东由此总结刘备的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毛泽东认为，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分清主次与轻重缓急，先曹后孙才是大局为重的上策”。毛泽东通过分析《三国演义》这段刘备兵败身亡的历史故事，来给大家以启示，很快统一了全党同志对皖南事变的认识。（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见《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9期。）
“斩华雄”，见《三国演义》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破关兵三英战吕布》。华雄，宋版本《三国志》作“叶雄”，乃为孙坚军所斩。此处从《三国演义》说，即“关公温酒斩华雄”。
“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见《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陆逊营烧七百里，孔明巧布八阵图》。
“杀颜良、文丑事”，见《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第二十六回《袁本初损兵折将，关云长挂印封金》。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文丑非关羽所斩，此处从《三国演义》说。
刘备封五虎大将和关羽孤傲自大这段，见《三国演义》第七十三回《玄德进位汉中王，云长攻拔襄阳郡》。按，“五虎大将”和关羽所语均不见于史传。
“诸葛亮上表劝阻刘备东征”，见《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急兄仇张飞遇害，雪弟恨先主兴兵》。此表均不见于《三国》陈志和裴注。
秦宓(?一226)，三国蜀汉官员，广汉绵竹(今四川德阳黄许镇)人。少年时就以才气知名。刘备取益州后，任从事祭酒。曾劝阻刘备伐蜀，下狱，后释放。诸葛亮主政时，担任别驾、大司农。
1942年9月，毛泽东在延安枣园宴请柯仲平、舒群。当夜半他们回程在途中，从座马中跌下来后醉入梦乡时，忽然被人叫醒，原来是毛泽东站在面前，还有那辆延安唯一的汽车，它是华侨送给毛泽东的。柯仲平见到毛泽东，紧紧地拉着他：“啊呀！主席!你真是能掐能算神仙一般!”“事后诸葛亮。”“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始未晚也!”（王琳：《狂飚诗人柯仲平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7月版，第246-247页。）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羊跑了，赶快修补羊圈，还不算迟。形容做错了事，犯了错误，现在改正、扭转还来得及。典出《战国策楚策四》：“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未雨绸缪”。绸缪：修缮。还没有下雨就把门窗缠捆牢靠，比喻做事要先有准备。典出《诗经豳风鸱鸮》：“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
“防患于未然”，防止事故或灾祸在未发生之时。
1943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奖励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英雄人物。毛泽东分别为他们写了题词，其中给717团政委晏福生的题词是：“坚决执行屯田政策。”（田玄：《中将交往录》(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
屯田，汉建安元年(196)，曹操听从枣祗、韩浩建议，开始在许都(今河南许昌)屯田。
1947年8月，毛泽东和中央纵队来到黄河边的高山顶上。面对国民党追军，他从容不迫，坐在一块青石上，谈笑风生。这时，侦察员又来报告：敌人怕中埋伏，停止追击，就地宿营了。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并不觉奇怪。他凝望山下，忽然把头一晃，唱出两句京剧：“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这是《空城计》里诸葛亮的唱段。不远处，任弼时对周恩来小声感叹：“韶山出了个毛泽东，这是天助我党。”（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07页。）
《空城计》，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内称，马谡失街亭后，司马懿乘胜兵取西城，诸葛亮的精兵良将均不在身旁。他于是将城门大开，自在城楼抚琴饮酒。司马懿见状，素知诸葛亮从来谨慎，疑有伏军，乃撤退。现将“空城计”比喻本无实力，却用虚张声势或故作镇定沉着的办法瞒过对方。
毛泽东喜欢看古装戏，听京剧。不同时期他偏爱不同的戏。1948年前后，转战陕北时，他爱听并时常唱几嗓子的是《空城计》、《草船借箭》。在西柏坡时，指挥三大战役，他休息脑筋的办法就是听京剧唱片。那时，他喜欢听听高庆奎的《逍遥津》、言菊朋的《卧龙吊孝》、程砚秋的《荒山泪》。高兴了自己也哼几句《群英会》。（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空城计》，据《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谩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
《草船借箭》，据《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
《逍遥津》，据《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伏皇后为国捐生》。
《卧龙吊孝》，据《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柴桑口卧龙吊丧，耒阳县风雏理事》。
《群英会》，据《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
按，此等故事，多不见于史传。或纵使属于史实，也经过了后世文人的修改与加工。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接见民盟中央四届扩大会议全体成员。他在谈了团结起来力量大后，继续说：“大家都看过《古城会》吧?看看这个戏是很有益处的。”（《华声报》1986年1月10日。）
据四川凉山彝族瓦扎木基回忆：1951年，我当时是西昌专署副专员兼昭觉县县长。毛主席在接见我时，问我：是会理人，还是西昌人?我回答说：是冕宁人。毛主席接着说：我们从会理、西昌、冕宁那里过来的，那是个好地方。国民党反动派把你们彝族赶到山上。现在要加强民族团结，好好宣传民族政策，调解纠纷，消除打冤家，好好发展生产。1956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的凉山代表瓦扎木基汇报，当他汇报到凉山人民要求废除奴隶制度，实行民主改革时，“毛泽东从三国时诸葛亮谈起，引经据典，教育我们要有气魄，有胆略，搞好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四川日报》1977年10月22日。）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特别法庭判处腐化堕落分子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原天津专署专员)死刑。在此以前，华北局将“刘张事件”上报中央，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书记处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专门研究杀不杀他们的问题。毛泽东说：“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172页。)
“挥泪斩马谡”，见《三国演义》第九十六回《孔明挥泪斩马谡，周鲂断发赚曹休》。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汉建安八年(203)曹操令：“《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批语：“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37-138页。）
“赤壁之败”，指曹操大军在赤壁被孙刘联军打败，见《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道，关云长义释曹操》等多处。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诸奏章，内有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侍御史郑浑等言：“殿下(曹丕)践阼，至德广被，格于上下，天人感应，符瑞并臻，考之旧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时已至而犹谦让者，舜、禹所不为也，故生民蒙救济之惠，群类受育长之施。今八方甬甬，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谋，十分而九。以委质义过周文，所谓过恭也。”批语：“尧幽囚，舜野死。”（《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40页。）
“尧幽囚，舜野死”，古史传说中的尧、舜，都是以禅让著称。曹丕代汉，也称是汉帝禅让。所以此句说，曹丕说的“禅让”，实系篡夺。李白《远别离》：“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也有一说，是尧、舜并未禅让，而是先后被后来者幽禁了的。
“曹丕代汉”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八十回《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引袁宏《汉纪》载汉帝诏：“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树神武之绩，今王又光曜明德以应其期，是历数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无穷，朕羡而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魏王。”批语；“此等语竟被利用。”（《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39-140页。）
《三国志》中这段话，是曹操之子曹丕废除汉献帝自立魏国，又假惺惺让汉献帝所下“禅位”之诏里的部分内容。也见于《三国演义》第八十回《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但个别文字稍有出入。
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在湖北视察武钢（即武汉钢铁厂）。他满怀兴致地看着厂区总平面图，听取汇报。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不时插话，首先关切地问：“什么时候可以出铁呀?”当听到三点半钟左右可以出铁的回答后，毛泽东进一步关心地问：“是不是有把握呢?”当听说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但也可能有预计不到的万一时，毛泽东笑了笑说：“今天看不到，我明天再来，明天看不到，我以后还来，总而言之，我三顾茅庐也要看到你们出铁。”（萧心力：《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213页。）
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丰泽园住地，和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吴冷西谈办报。他说，人们把《大公报》对国民党的作用叫做“小骂大帮忙”，一点也不错。但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做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摇着鹅毛扇”，在传统舞台上，诸葛亮指挥打仗，总是手里摇着鹅毛扇，显得潇洒儒雅，从容镇定。其场景见《三国演义》多处。
张季鸾，曾任上海《大公报》总编辑，中国现代著名出版家。
1967年3月2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谈到“军委八条命令”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他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也是不行的。”（《中华儿女》杂志1995年第1期，第52页。）
1970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毛泽东用三国故事，坚决表示不再任国家主席，坚持不再设国家主席。（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页。）
此故事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魏略》：“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
2、运用其中的精彩语句
1917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称赞颜元、李塨和顾亭林等人：“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体育之研究》，原发于《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2号，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不喜乘船而喜乘马”，见《三国演义》第五十四回《吴国太佛寺看新郎，刘皇叔洞房续佳偶》：“忽见波上一叶小舟，行于江面上，如行平地。玄德叹曰：南人驾船，北人乘马，信有之也。孙权闻言，自思曰：刘备此言，戏我不惯乘马耳。乃令左右牵过马来，飞身上马，驰骤下山，复加鞭上岭，笑谓玄德曰：南人不能乘马乎?”
颜元(1635-1704)，清初学者，字习斋。曾务农、行医，晚年于河北肥乡漳南书院讲学，设文事、武备、经史、艺术等科，主张“躬行践履”、“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与弟子李塨的学说合称“颜李学派”。
李塨(1659-1733)，清初学者，字刚主，号恕谷。年轻时曾参加农业劳动，主张身体锻炼，后师承颜元之学，称“颜李学派”。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学者。明亡后，遍游北方各省，考察山川形势，提倡经世致用。
1917年夏，毛泽东和同学萧子升徒步湖南中部诸县乡游学旅行。在赴安化县城途中，他们看到一座乐善亭，亭中的柱子上贴有一副红纸楹联：“刘为兄，张为弟，兄弟们，分君分臣，异姓结成亲骨肉；吴之仇，魏之恨，仇恨中，有忠有义，单刀匹马汉江山。”毛泽东对这副对联很感兴趣，把它抄在日记本上。（江东然：《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主力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正当他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陕甘边区的许多干部和群众反映了一个严重情况：一个多月前，刘志丹、杨森、杨奇等大批陕北根据地党政军负责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对此，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党中央、毛主席正确处理。毛泽东听了这个反映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王首道：《回忆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对干部的培育和关怀》，《怀念毛泽东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
“刀下留人”，比如在关键时机请求人家网开一面，手下留情，不要做得太绝。见《三国演义》第九十六回《孔明挥泪斩马谡，周鲂断发赚曹休》。
1936年春，红军渡黄河东征抗日。冯雪峰带领一个工作组，有一次在征战中迷路走失，十多天才返回。毛泽东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开着玩笑说：“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就会打游击!”（武在平：《巨人的情怀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书生不会打仗”，见《三国演义》第八十三回《战猇亭先主得仇人，守江口书生拜大将》。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就联合战线，致信时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信中说：“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覆巢之下，将无完卵”，鸟窝打翻了，不会有完整的鸟蛋。比喻一旦整体覆灭，个体便不能幸免。典出南朝宋代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言语》：“孔融被收，中外惶怖……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否?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回《蔡夫人议献荆州，诸葛亮火烧新野》。
1936年9月8日，毛泽东就国共两党合作事，致信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同盟会、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先生。信中说，国共合作，“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55页。）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两股势力，合久了就会分，分久了就会合。比喻这世上的万事万情，在时间上、空间上总是有变化的，时而在一起，时而又要分开。这句话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源自《三国演义》第一回开篇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1936年10月25日，毛泽东就促进各方抗日统一战线事，致信时任国民党绥远省省主席傅作义。信中说：“目前情势，日寇侵绥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但国内统一战线粗有成就，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
“箭在弦上”，常与“不得不发”连用，比喻事情已经到了不得不做或者话已经到了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见《三国演义》第三十二回《夺冀州袁尚争锋，决漳河许攸献计》。讲曹操取冀州，俘陈琳。操谓之曰：“汝前为本初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琳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
1937年7月，毛泽东写作了《实践论》这部重要著作。他在文章中说：“《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又说：“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288页。）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到老虎窝里去，怎么能捉得小老虎？比喻不冒危难，就不能成事。现也用来说明不经历艰苦的实践，就不能正确认识事物，不能取得重大成就。见《后汉书班超传》，原作“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此处或系源自《三国演义》第七十回《猛张飞智取瓦口隘，老黄忠计夺天荡山》：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比喻头脑灵活，点子多而快，一想一个计谋。见元杂剧纪君祥《赵氏孤儿》第二折、马致远《汉宫秋》第一折。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讲话时，把国共合作分为三段，第一段两党合作，第二段两党分裂，第三段是两党又合作。他说：“按照中国古书《三国演义》--你们看过吗?那里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全场大笑)过去分了十年，现在又合起来。当然，把这话拿到现在来说是不正确的，现在合起来，不一定会再分。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两句话：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中国老年》杂志1995年第4期，第11页。）
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作《永久奋斗》的报告。他对来到延安的各地青年们说：“你们到延安来，就有人不准，把你们捉起来，你们到这里来是很辛苦的，是过五关斩六将才来到延安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
“过五关斩六将”，见《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
193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投降活动》。在文中，他就当时中国的形势说：“在中国内部，因而就掀起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他们的论点，依然是一样，战则存，和则亡--主战派的结论；和则存，战则亡--主和派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0页。）
“和则存，战则亡”，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
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讲话。他说：“现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例如从西安到延安的这一条路上，遍设关防，进步的知识青年要通过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既没有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又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那只有被赶到集中营训练团里去。这些事情似乎有些难办。但是，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57页。）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批判旧三民主义说：“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但如果在新时期内，在新三民主义已经建立之后，还要翻那老套；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要反对联俄；在有了共产党之后，要反对联共；在工农已经觉悟并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后，要反对农工政策；那末，它就是不识时务的反动的东西了。1927年以后的反动，就是这种不识时务的结果。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愿今日的三民主义者记取此语。”（《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3页。）
